追寻东方远古人类文化的历史事实：方向在哪里

考古队员对河南某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中新社记者 李超庆 摄

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莫维斯（H. L. Movius）在《东亚和南亚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一文中论证了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亚洲东部、南部地区和西欧、非洲等地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西方是以复杂的手斧和预制石核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圈”，而东方是以简单的砍砸器和石片工具为代表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该表述含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后受到诸多批评。莫维斯本人也很快意识到该价值判断的不当之处，随后便仅仅强调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差异，而不再提谁更先进或落后。

然而，莫维斯对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差异的宏观观察，很快被地图化和简单化了，“莫维斯线”的命名是最为直接的体现。近80年来，学术界的诸多研究在不断反驳和修正“莫维斯线”，关注的焦点是东方有没有手斧或“阿舍利技术”。莫维斯在1948年文章中提到，他在印尼爪哇岛、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发现了手斧（Hand-axes）或“原手斧”（Proto-Hand-axes），但是手斧的数量和比例极低，而且比阿舍利手斧更加粗糙。因此他认为，这里发现的手斧与阿舍利手斧不同，应该是本地独立演化出的一种工具类型。加之东方缺乏西方流行的勒瓦娄哇技术，因而莫维斯认为东西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和旧石器技术演化史。然而，学术界后来没有尊重莫维斯的本意，而是做了曲解，并将其当做批评的靶子。

东西方在旧石器时代存在一些文化交流的证据，这种交流主要体现在单向的、来自西方的“先进技术因素”在东亚腹地的边缘地带被发现。比如，中国北方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和石叶技术，较为直接地体现出距今约5万年之后、来自欧亚大陆西部文化的影响。此时的东西方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被欧洲学者认识到。如法国旧石器考古权威步日耶，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书中曾经评论，宁夏水洞沟石器工业“好像处在很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新生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或者是这两个文化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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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社

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不容易得到严肃的回答：中国南方砾石工业传统中的砍砸器与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砍砸器是否具有可比性？显然，它们并非来自相同的技术文化背景。多年的研究表明：砍砸器A可能与砍砸器B/C是不同的，器物名称之下的本质差异容易被忽视。东方即便缺乏“精美的工具”，也不代表当时的人类没有能力制作其他复杂的工具，比如竹木工具。因此，平等地看待东西方古人类的发明创造，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可能是讲好中国远古人类文化故事的关键一步。

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新社发 朱鸿山 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走出中国”（Out of China）的可能性。在西方人类学范式下，学术界常常谈论“走出非洲”，极少提及中国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在更新世气候寒冷期，中国南方的人群可能会向更南的东南亚地区迁移，这会对东南亚的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目前至少可以将这种影响追溯到距今约4万年前的和平文化（Hoabinhian）时期。在更晚的时代，东南亚受到更多中国南方文化和人群的影响，比如稻作农业、南岛语族和青铜技术的扩散等。长期以来，东亚地区被描述为被动接受欧亚大陆西侧的文化，相对缺乏本地视角下东亚人群对周边地区影响的研究，这是今后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值得考虑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平等地看待东西方古人类的发明创造，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可能是讲好中国远古人类文化故事的关键一步。

考古学家模拟古人类生产生活。肢解羊用的刀具是在古人类看起来非常锋利的“石刀”。中新社发 芦河 摄

另需注意的是，人类学范式下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模式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文化上找到相关的证据。古人类学现象、分子生物学现象与文化现象并不是绝对对应的关系，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群交流，并不一定能直接反映到文化交流上去，而不同人群可能保留着相同的石器技术。另外，文化交流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是相对平等的，还是存在强势文化？学术界较多关注西方“强势文化”带来的新技术，却很少谈东亚文化的向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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