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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432篇推送

南通大生纱厂

（图片来源于网络）

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结束。在一战期间，列强沉迷于战争无暇生产，世界市场上贸易的商品减少，加上国际运输费率大幅上升，使原本大量进口制造业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定的市场缺口。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一战产生的贸易壁垒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刚起步的民族工业，促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中国的手工纺纱与手工织布行业历史悠久，在清代就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土纺纱与织布产业链。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条约口岸数目的逐渐增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如棉纱，以其低廉的价格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在一战爆发前，中国国内使用的棉纱约有64%来源于进口。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民族企业举步维艰，最初进入市场的是洋务官僚于19世纪80年代末创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如图1所示，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民族棉纱工业增长始终非常缓慢，直到一战——或者更精确地说，直到一战后——中国棉纱工业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图1? 近代以来中国纱产量（千捆）与纱锭数量（千锭）

暨南大学刘丛学者近期在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的文章，利用1907-1925年中国纺织业企业的数据，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外生冲击对于中国纺织业的影响。作者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外生的贸易壁垒，考察贸易保护对本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历史场景，一战期间的中国有几个特征使其更适于分析贸易保护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这一问题：中国本土基本未经历一战的冲击；中国在1928年之前关税长期维持一个低值，杜绝了保护性关税的影响，从而使这一冲击更为外生；中国各县的交通条件区别较大，有助于识别不同因素对于企业进入的影响。此外，除了实证分析，作者还重点研究了张謇创立的大生纱厂与荣氏兄弟创立的申新纺织公司，用这两家公司的档案提供了辅助性证据。

作者首先利用民国时期全国交通网络以及交通成本，计算了各县到最近的条约口岸所需的时间，并以此构建了各县贸易成本变量。随后在回归分析中，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一战前、一战期间、一战后到条约口岸距离不同的各县纺织工业企业进入情况。作者发现，一战期间国内并未出现显著的企业创业潮，新企业直到一战后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距离条约口岸越远、贸易成本越高的区域新建纺织企业越少。这一发现主要来自民族资本企业，而非日本或者英国的棉纺织企业。为了排除上海这一当时远东最重要的条约口岸与工业城市的影响，作者从样本中剔除主要港口城市，这一效应仍然显著。

图2? 以统计资料覆盖各县到条约口岸贸易成本分布（按交通所需天数计算）

作者随后以进口棉纱的价格衡量一战对民族棉纱企业的影响，进口棉纱价格每提高10%，棉纱企业数量约增加0.22%，同样，这一效应随着贸易成本的提高而减弱。而结合当时企业的档案以及英国机器出口的数据，作者发现一战对于民族棉纱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直到一战结束一年多后的1920年才出现。其原因在于中国当时尚未拥有重工业部门，棉纱厂机器依赖于从英国进口，而英国在一战结束后才有能力重新出口与运输纺纱机器。

最后，作者将一战前中后三个时段的哑变量、贸易成本与各地1912年的银行与洋行分布进行交叉，考察银行与洋行对企业金融的影响。通过三重差分模型，作者发现较为发达的金融环境可能是棉纱厂进入的原因。这是由于当时的棉纱厂普遍面临资金约束，依赖银行贷款；同时纱厂极度依赖于国际与国内贸易网络获取机器和棉花，而银行汇票构成的交易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助于资本的转移。

总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全世界制造业产品的紧缺与国际贸易成本的上升。这些情况尽管不利于国际贸易，但突如其来的贸易壁垒在一定条件下反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取本土市场、增强实力，部分达到了“进口替代”战略本来想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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