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凉州军阀集团简论

汉末凉州军阀集团简论王希恩东汉来年，在Fil国的政治舞台上暴虐最甚、作乱最早的是以董卓为首的军阀。这群军阀的骨干均为凉州籍，①有明显的地方性；又都由董卓所网织，自成一系，有明显的集团性，因此，可称凉州军阀集团。凉州军阀集团操弄朝政、纵横陕洛关陇，其活动一度构成了中原和西北地区政治局势的主格，也波及到了西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演变。因此，对凉州军阀集团的研究无疑是汉来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一。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凉州军阀集团以董卓为宗、以董卓发迹为源。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其父曾为地方军官，本人因生性粗猛，膂力过人，早年被召为郡吏，“监领盗贼’’，②以后所任多为武职，也为行伍出身。董卓多权谋，善驭兵，自最初的郡吏始，依傍权贵，屡屡被辟，荐、拜、迁。灵帝耒年，董卓权力急度膨胀，成为与汉军主帅皇甫嵩相埒的实力人物。③至中平六年(189年)，他便公然抗拒朝命，擅自提兵河东、以观时变。是年四月，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酝酿已久的外戚和宦官决斗骤然爆发。董卓闻信，以“逐君侧之恶人”，“清奸秽”之名杀赴洛阳。④俟其赶到，外戚和宦官势力已同归于尽。袁绍畏惧董卓，东奔冀州。于是，董卓得以从容擅政。董卓入主朝政的过程，同时也是凉州军阀集团开始援结形成的过程。这种援结主要依三种关系完成：1．血统裙带关系。萤卓主政后毫不掩饰取代刘汉天下的野心，因此大搞宗亲政治。既谓“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髫虬，男皆封侯，女为邑君”，⑤即为此事。其中，作为军阀，董卓尤为注重控制军权。入居长安后，他任其弟董曼为左将军，兄子萤璜为侍中，中军校尉，二人“皆典兵事”，坐镇京畿，同时以女婿牛辅为中郎将，先后屯兵安邑(今山西夏县)和陕关(．今河南陕县)，由此内外呼应、互为声援．董卓之下，其他凉州军阀集团成员也多以宗亲关系扩展和团骤势力．。2．地域关系。从可以查证的资料看，凉州军阀集团主要成员的籍贯大致如下；这里有两点需作说明：一、樊稠籍贯无明确记载，韩遂称与他同为“州里人”，⑥因此只知他为凉州人。二、马腾祖籍扶风(今陕西兴平)，但其父曾为天水兰干尉，失官后留居陇西(今甘肃临洮)，马腾及其子马超生于彼、长于彼⑦，因此实为陇西人。于是，凉州军阀集团的主要成员均为凉州籍。这说明在这个集团形成过程中，同乡共里的地域关系起着明显的选择和联结作用。不仅如此，这种联结作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还显得十分强固。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诛，凉州军阀集团群龙无首、面临瓦解。然而当贾诩以“闻长安巾议欲尽诛凉州人”加以煽动后，李维、郭汜等即在“凉州人”的旗号下再度复聚，并迅速击溃了王允和吕布为首的并州势力，重新盘踞了长安朝廷。这里，正是同为“凉州人”的观念维系了凉州军阀集团的继续存在。3．封建依附关系。董章原有自己的私属武装，而在进入洛阳后，又先后收纳了外戚何进、何苗兄弟和并州军阀丁原的部曲，同时联结了牛辅、马腾、韩遂，樊稠，段煨等豪强势力，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军阀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形成过程，也即是牛辅、马腾等与董卓建立依附关系的过程。这是当时政治、经济依附关系的发展在他们之间关系上的必然反映。然而作为军阀，其问的依附关系又总要表现为纵向的逐级依从，这就形成了他们集团结构上的层次性。如牛辅为凉州军阀集团主干势力之一，在他之下就有李稚、郭汜、张济，董承等较大集团，而这些集团之下又分蘖有杨奉，张苞，李利、夏育、高硕等小集团。这些大小集团均各有部曲、自成一体，但都在封建依附的网络上层层归从、上下依恃，最终形成一个以董卓为宗主的总的塔状结构集团。凉州军阀集团形成的轮廓自董卓入京以后便逐渐显现，至董卓被诛，李催、郭汜继政就基本明朗了。东汉一代，豪强经济实力的增长、政治仕进制度的演变，孕育着中国社会大分裂的结局，但长期的外戚和宦官之争却没能改变中央的集权统治。凉州军阀集团出现后，全面攫取了汉朝的军政大权，挟制汉帝处于最高统治地位。此后，各地军阀割据称雄，决裂于名存实亡的中央朝廷，使秦汉数百年来的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因此，凉州军阀集团的形成无疑是汉宋以后中国政治分裂的开始，是一个时代到来的标志。=、凉卅军阀集团与羌胡凉州历来为少数族聚居之地。秦汉以后羌、氐、匈奴、小月氏、卢水胡等逐渐向内地散布，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也逐渐向边地推移，至东汉，凉州界内汉族与少数族已有相当的交往和融合。因此，作为地方豪强，凉州军阀也不能不与当地少数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董卓少时就曾与羌族豪帅有很深的交往，并颇“为芜胡所畏服”。⑥成为军阄后又多次镇压羌胡，“前后百余战”．⑨李榷早居北地，深受少数族文化熏染，“习于夷风”。⑩马腾甚至还是羌女所生，与少数族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以后又以镇压羌胡起家。⑥与稻少数族的多重联系相对应，凉州军阀在扩张势力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少数族的利用，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大量收纳羌胡兵。其途径大致有以下三种：1．将部分“义从”和降汉羌胡变为自己的部曲。董卓直系部队中的羌胡兵即出于此。中平六年(189年)，董卓为拒任少府上书朝廷，内有t“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目：’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本挽臣车，使不得行”。⑥透露出他的羌胡兵为“泞中义从及秦胡兵”。湟中原为西羌聚居中心，后小月氏渗入．成为羌族和小月氏的混居地。“湟中义从”或指义从胡(小月氏)，或指义从羌。“秦胡”，胡兰省曾将其分解，认为“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秦人”，⑩“秦胡”为汉人和胡人的并称。但从史籍中多次出现“秦胡”的背景来看，“泰胡”确为“胡1的范畴，、为一部族之称。他们成为董卓的军队，原来当是“降胡”。董卓曾长期镇压少数族，将大量降胡置于帐下在汉军将领中实属惯例。东汉一代，湟中义从和降汉羌胡多次随汉军作战，成为西北地区汉军的重要附属武装。董卓掌握了一部分义从和秦胡之后，借朝廷财资供以“牢直”、“禀赋”，以自已所得施以笼络恩宠。最终使这部分羌胡兵感其“畜养之恩”，甘愿效死奋命，@由此成为萤卓的私属部曲。2．改造起义羌胡。韩遂和马腾的部队多由此而来。韩遂原为地方小吏。中平元年(184年)，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候起义后将其“劫致”，使其充当谋主、专任军政。然而加入起义不久，韩遂便先后杀了北宫伯玉和李文候等，独自控制了这支队伍。⑩由于内部争权内闽和汉军的打击，起义归于失败，但这支部队仍为韩遂掌握。随着韩遂向军阀的转变，这支部队也便变为军阀武装。马腾以镇压氐羌起义起家，但当韩遂起义波及陇西(今甘肃临洮)后，“亦拥兵反叛”，⑩成为起义羌胡之～部。事后失败，演变为军阀，其所率羌胡也随之成为军阀部队了。3。I临时召徕。羌胡兵除了在凉州军阀部队中充当正规军士外，尚有许多为临时召缳。如李催与郭汜相互攻战，为了战胜对手，李稚临时召募数千羌胡以为已用；马超退据陇右、陇南期间，大量动员当地少数民族抗击曹操势力的西进。临时羌胡兵员不是凉州军阀的正规兵力，但在他们的兵力构成lp举足轻重，有时甚至还是他们的主要依恃力聚。如李榷在与郭汜的攻斗中，因那些瓶时羌胡兵退走而“由此单弱”，⑨此后一蹶不振。马超和韩遂从关中退回陇右后的主要兵力也即是当地的少数族。大量少数族部众进入凉州军阀军队，为这些军队增添了极大的羌胡兵比重，以致当时就有人以为董卓军队“皆胡羌?。⑩于此，凉州军阀集团在它的地方性之外，又显示着相当程度的民族性，只是这种民族性渗透在地方性之Ih且为汉族军阀的活动所冲淡，长期未被人『f’]自觉认识罢了。明白了这一点。也便可以理解诸如为何以镇压羌胡起家的董卓和马腾等以后又为羌胡所归从，为何当曹操势力打入关陇地区时，当地少数族纷纷为韩遂和马超所利用，引发了曹操与西北羌胡的激烈冲突等问题。但这里所说的民族性实际是指这个集团表现出的民族成份和文化内容上的非汉族性，而不是确指某一民族的特性。这又是凉州军阀集团民族性的特殊之处。凉州军阔集团的民族性为它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影响t．1．暂时缓解了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我们注意到，自浞宋北寓伯玉气．孝戈爨起义失败后，西北羌胡起义和对汉族边民的寇扰骤然减少，较大规模的事件甚至未有发生。这无疑是东汉以来西北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以缓解的表现。这上现象与董卓等凉州军阀专擅汉政不无关系t其一，大量的羌胡部众是与羌胡上层的利益同时溶裹进凉州军阀集团，并随之走向汉未政治舞台的。主导西北羌胡的各族上层通过与凉州军阀集团的援结获取了政治稆物质利益，从而消弥了对汉族统治者的情绪，这是当时民族冲突缓解的根本原因。其二，凉州军阀集团内的各族军士相聚一处，同生共死，由此透出的交融气息也无疑有助于民族对立的消除。当然，凉州军阀专政时期民族矛盾的缓解完全是～种不自觉的非主观过程，它与凉州军阀对各族人民杀戳和压迫的本质并无关系。2．增加了凉州军阀集团的野蛮度。汉末历史强烈呈现着这样-个事实；凉州军阀有着超乎寻常的杀掠性和破坏性。史籍中诸如’“突其庐舍，剽，虏资物，妻略妇女，不避；贵戚”，⑩“所：过虏略……乡人留者多见杀略”◎的记载不绝于目。凉州军阀是以凶残和暴虐著称于史的。对此，除‘了探由于军阔共有的杀伐本性外，渡究蔻胡文化11j的劫掠因素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t西北羌胡。多为游牧族，而游牧在当时是一种需要以劫掠来调节稆交换产品的落后经济。劫掠是游牧生产的一种附加形式。汉代的羌棍又多处于阶级社会初期，而处于这种社会阶段的民族又总是需要用劫掠来作为增加和积累私有财产的手段。劫掠又是’阶级社会初期的衍生物。因此，’作为-种由经济因素和时代因素所规定的文化现象，勘掠也不能．二『=通过羌胡兵和被羌嗣文=化染就的汉族军阀在凉州军阀集团中充分表现出来。凉州军阀集团实际是挟带着军阀的杀伐和落后文化的劫掠双霞破坏．力踏进中原酌；这即是它较j芝共他军阀更为野蛮，i凶残的内在原因． r一+，民族矛盾的缓解和野蛮度的增大部是凉州军阀集团带来的客观影响。然而毕竟后者带给巾同历史的痛苦太深刻，太直接了，以致人们对其前者的积极面从来不愿提及也不愿承认。m“．，三、主政与乱政，，：凉州军阀集周执政以后始终圣q葛予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t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以便从一种有序的社会中获取所需，一方面又难以摆脱其固有的落后和暴虐．、无情地籀残着建立新统治所需的既有秩序和社会文明，子是俱在历史上呈现了既主致又乱政的荒唐屙面。凉州军阀集团专制朝政可分两个阶段·燕枣时期和李维。郭汜时期。．i_l一董卓主政的第一件事便是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其用意在于两点：一，借废立之事树威。．以此造成“天下之事，岂不在我l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的局面：@：二，少帝在位时，。外戚何进执政，i何迸被杀，胆环伺少帝的何氏势力仍存，盘结。董卓废少帝，意在根除外戚势力+。1然而’擅废天子，动摇国基，‘有悖封建缌伦-这就难免群臣离心，朝螭紊乱、天下汹汹：．-。开放党锢、收揽士族是董卓唯一得体的主政措施。史称；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r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予是使．“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也徒，皆为列卿”；士人韩菝、刘岱、孔他：张咨等出为牧守，名士蔡邑得以“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为侍中”。@然而，董卓以其行为之残忍、出身之卑微浏士族所不齿。曾几何时，董卓所任士人外藩举兵，朝臣谋叛，成为董卓集团的内忧外患。初平元年(190年)移都长安，是董卓擅政时期的又一重大事件。它是关东盟军讨伐董卓西向压迫的结果。作为维持统治的二种措施似无大过，但蕉卓却“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吏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电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宦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使洛阳这个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人口中心毁于一旦。。‘如果说上述乱政还可与主政相提并论，是主政的伴生物，那么触目可见的董卓纵兵虏掠、奸乱妇女、剽虏资物、滥杀无辜等使已是纯粹的兽性渲泄了。董卓以此成为历史上少见的乱臣。-_、。多行不义必自毙。董卓行恶多端，’自执政开始便不断引发公愤，·。致馋硝B位期f可外有联库讨伐，内有鲠臣谋刺，统治始终不得稳固。至初平三年(192年)缮尊赞餐嘶湘吕希所杀。然而王允和吕布不能统驭局面，李催，t郭犯等得隙再度团聚，‘1髓扁攻取7长安，击走爵布，杀死王允，。开始甲凉州犟阔集团的第=阶段统治。，一、、牵辘酞鄯祀等迸据长安培韵谍一件事便是 d莽燕卓予触盼j拜唆董氏矫燹尸芝灰，小合敛一棺葬之”，：固遨是他们承继蛰卓之^政，’重新确立凉州军阀集圃统治的宣肖。但是，由予这些军阀是在董卓死后重新团聚、仓倔执甄的，因此，他们围绕权力再分就的斗每便羧为这一阶段政治的主要内犟载、凉州军阀的权力之争是分层次逐步展开时。．。‘‘、、’j j·?，。：‘：．．羲先是占据求夹权斑的李催等势力与陇右韩遂，’。马骑势力的斗镟：i其次是牛辅系与菲牛辅系之间的斗每j’再旅是夸摧与郭汜的斗争；李、郭相争打破了牛辅燕鳍强i芝也打破可霉八。掇政的局‘面。随着张济将汉帝遗出长安；；沏魑杨奉、董承等一批原来较小的谢崎军阀集团成员开始突入最高权力圈。他们以护驾为名极力要将献帝置于自己帐下。于是，为了夺回原有的权力，李榷-郛汜和张济又连兵与杨定等开战。这是又一场争夺对献帝的控制权，也即对残存朝廷控制权的混战。从兴平二年七月至次年七月，献帝一行从长安至洛阳，一路播迁、一路厮杀。中途，杨定败奔荆州，杨奉、董承等力孤不支，将河东军阀李乐、韩暹、胡才和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等引入“护驾”行列。于是，凉州军阀一统朝政的局面开始改变。董卓之后的凉州军闻始终没能解决权力再分配问题，封建统治需要的一人专制局面始终未能实现。所以，他们虽秉政；但已完全沉溺于混战而毫无行政措施可言。这种状况只能导致覆亡。建安元年(196年)八月，曹操迎献帝都许，接管了破蔽不堪的朝廷。随后渐次铲除了杨奉和董承等势力，先期脱离朝政的李．健等人也先后被杀。至此，凉州军阀集团盘踞肆=l国最高政权的历史彻底完结。、、东汉政权自东汉中叶起便已风雨飘摇。汉末皇宫大厮杀的结局，表明宦官和外戚势力．揽政愿望的破灭，r袁绍兄弟在宛成了诛杀宦官的使命后惶然外逃，也表明世族鳃力怯于拼杀对于最高统治权的放弃。凉州军阎集厨在这种背景下走向中国政坛，实在是历史对于中国主政者的又一轮选择。然而，他们却以野蛮和残暴袤渎了这种选择，留给历史的是更为深螫的罪黎。，。‘’，一一：1 t-，、粤：’韩、马耐括与张绣。“：”。’ t：。．凉卅l军阀集团在中央的统治结束之后，还能对中国政局发生影朐的便是其余绪t一韩遂、马腾马超父子及张绣。。．．；韩遂、马糍齑*平元年(194年)被逐出长安以后，先败圆滚州一，不久随着献帝的东迁和李、郭的衰败而东移关啐j_。董卓桁李，郭作乱期间，关中地区人口大基流失，其中南入荆蝌的即达十万多家。战乱结束后，这些人口纷纷团归但无以为业，于是韩遂、马腾大量招怀以为部曲，从此壮大了自j己l的势力，@在关中及陇右形成了半独立的割据局面。公元二世纪束三世纪初，，各粘军阀纵横捭闺，龙争虎斗，而此时的韩、马以其实力之雄厚、所据地位之重要为各大势力集团所关面，评价主体还必须正确运用评价标准。用这一方面价值的标准衡量不同质的另一方而价值．就必定不能正确反映被评价的对象。如评价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用斗争是否促进人的解放，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等作为评价标准，这些都是正确的．从而能做出合理的结论；反之，而用斗争者是否讲礼貌、是否温文儒雅等作为标准，结论肯定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再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如果用道德标准作为唯一标准时，就会对被评价人物做出错误的结论。因此。还必须运用历史标准，区别历史人物的道德行为和非道德行为，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结论。必须把历史评价建立在事实认识的坚实基础上。事实认识与评价认识有区别，但也有联系，即评价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一个坚实的事实认识。所谓坚实指一要全面。二二要统一，三要正确，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注释：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四卷．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06页③同上，第23卷．第202页④班固《汉书·司马迁传》⑤见《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81页⑥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出版社，第418页⑦吴哈“朱元璋传》，三联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⑥参见项观奇等编《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下册，第1203页、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ll页⑩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下册，第42页⑩古非((历史实录与历史真实》．载《青岛师专学报》，1990．3@参见刘泽华等《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12@同②第19卷，406页⑧参见蒋大椿《四十年来历史理论研究述略》．《史学理论》，1989．3@⑩李德顺著《价值论》第282页、306页⑩简桐《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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