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导读

乾隆年间俄罗斯东正教士笔下在北京的耶稣会士

历史研究习惯上特别注重事件的开端,如16世纪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进入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无论怎样深入地考察研究都不为过,但是学术界对后续发展的关注显然缺位。到了乾隆年间,礼仪之争的冲撞,使中西方在交往上进入了寒冬。英俄美加入早期海洋帝国的竞争行列,大清对外多边关系变得复杂。商贸和传教关系的后面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教派形成的错综纠葛的网络。在北京的俄罗斯东正教士与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耶稣会士之间的来往,成为大棋局中的卒子。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更能显示作为文化中介的传教士如何迎头应对挑战,给学者提供线索来评价早期的对话模式是否有复制性。

耶稣会士在早期中俄关系上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 与 徐 日 升(Tomas Pereira,1645—1708)曾担任大清使团在尼布楚谈判时的拉丁文翻译,于康熙七年(1688)签订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国际条约,是外交史上的大事。进入18世纪后,由于礼仪之争导致天主教被禁,耶稣会士在北京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可是沙皇政府仍非常看重耶稣会士,将之作为窥探清帝国的情报来源,同时加紧汲取耶稣会士的经验来建设驻北京的东正教传道团。

费奥多西·斯莫尔哲夫斯基(Feodosii Smorzhevskii,1720—1758)所著的《在华耶稣会士记述》(Notes on Jesuits in China)①Feodosii Smorzhevskii,Notes on the Jesuits in and edited by Gregory :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Boston College, 2017.就是这段时间东正教士与耶稣会士频繁往来留下的一份纪录,是了解当时耶稣会士的处境以及清帝国对国防外患提高警惕的重要参考文献。

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使新教兴起,后来天主教以耶稣会带动自身改革,整顿纪律,向外四处传教,办学传播科学知识,兴建了当时最先进的学府,吸引了不少贵族子弟,影响力渗入波兰及乌克兰,对俄罗斯东正教造成压力。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5)在1720年废除了原来的东正教牧首制,直接由政府设立的“俄罗斯正教宗务会议”来管辖教务,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早期俄罗斯来华商队就有所谓的“出使喇嘛”②东正教传教团在清朝肩负了外交使命,其实葡萄牙也曾经考虑派遣教士作为过往信使,北上与清廷讨论驻广州贸易之事。“亦僧亦使”并非俄罗斯独有。,后来派遣到外地的教士听命于宗教会议以及俄罗斯的外交部。有鉴于教士受过正规教育,有相当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采集的信息比较可靠,彼得大帝早有设置常驻北京的东正教教团以搜集清帝国情报的打算。雅克萨战役之后,受降来京的俄罗斯人(统称阿尔巴津人)中有一名神父,请愿要求有个崇拜祈祷的场所,康熙帝应允,赐关帝庙一座来安置其所携带的圣尼古拉圣像。这位神父过世后,俄方有意派遣继任人,不久后,中俄恰克图条约(1727年)签订,做了有关派遣教士的制度化安排:俄罗斯传道团由一名修士大司祭带领三名修士司祭以及六名学生组成,十年轮换,被安置在东江米巷的南馆,馆内有清政府为了接待俄罗斯教士而仿天主教堂兴建的奉献节教堂,由理藩院管理,每月发放口粮及银两。此时原来的圣尼古拉教堂被并入南馆。

18世纪中期,沙皇政府急于得到黑龙江航行权,来扩大与太平洋到美洲的贸易,命令俄罗斯传教团的任务是:与北京的耶稣会士交往,来了解清帝国的动态。还特别交代,避免谈宗教,尤其是涉及礼仪之争的话题。东正教传教团宗教服务范围限于俄罗斯馆内的商队及在京的阿尔巴津人。

费奥多西·斯莫尔哲夫斯基是东正教第四届传教团的修士司祭,他曾在波兰及乌克兰的耶稣会办的学校学习,通晓拉丁文,懂得和耶稣会士打交道。他于1745年来到北京,居京10年,35岁时回国,三年后在乌克兰的一家修道院过世。他留下的一份记载耶稣会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报告手稿,被第十届传教团随行的商务专员吉姆科夫斯基(Egor Timkovskii, 1790—1875)于1820年在伊尔库茨克获得,交给了《西伯利亚先驱报》(Sibirskii Vestnik) 的发行人斯帕斯基(Grigorii Spasskii, 1784—1864),经过编辑处理,删去文中有关传教团内部行为不端的丑闻,其余在1822年发表。

斯莫尔哲夫斯基的书反映出他的观察能力和判断力,写实性很强,少有添油加醋的主观臆测,但是在雍正继位一节上,他依据传闻,写下了康熙原来要传位于十四子,雍正作为第四子,篡改遗诏而登基的传说。他到北京时,离康熙去世已有二十多年,耶稣会士还言之凿凿地延续了这个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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