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的人到道德的人论席勒的历史研究思想

历史研究是席勒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研究中，席勒展现出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的多重身影。他不仅创造出一种兼顾学理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书写方法，还建构出人类历史发展模型，并将“审美教育”视为模型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

一、描述性的历史哲学

席勒的创作和研究在1781-1792年间存在三个转向：历史转向、古希腊转向、康德转向。这一时期，他撰写一系列历史作品：《尼德兰独立史》(1786-1788)、《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 1789年5月26日在耶拿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的首次就职演讲)、《三十年战争史》(1790-1792)。研究者将《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称为“作为文学的类型的历史”[1](P241)。在这些历史书写中，席勒将历史和戏剧创作紧密结合，“他们各自都把构造出一幅图画当作是自己的事业，这幅图画部分地是叙述事件，部分地是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分析人物。他们各自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一贯的整体，在那里面每个人物和每种情境都和其余的是那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物就不能不以这种方式而行动，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想象他是以别的方式而行动”[2](P342)。席勒以先验的想象为基础，将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中必然的东西充分展示出来，因此二者都呈现出高度的自律性和合理性。

席勒的历史研究还兼具哲学性。他在给胡贝尔的信中给予自己很高的评价，认为自己的历史研究兼具“表达的优美而高贵的风格，材料运用方面的锲而不舍，对有影响力的历史权力的清楚的剖析以及——哲学的表述”[1](P243)。可以说，当席勒从人本主义出发研究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时，他的研究就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历史哲学“是历史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书中找到的故事”[2](P27)。席勒的历史研究，并非仅是材料的条块铺陈。他意识到要把握的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一个仍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只要试图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语言中再创造一个事件，把所有细节安排在一个意味深长的秩序之中。所以，历史写作意味着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2](P303)。席勒将德国当时存在的“自然史观”和“理性史观”共同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资源，试图找到表层史实背后蕴含的深层规律。《三十年战争史》和《尼德兰独立史》两部历史著作，集中体现了席勒深刻的历史思考：他认识到造成德意志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分裂和异族宰制；他认识到贵族的阶级局限与大众非凡的政治能量。当这些认识与法国大革命的冲击结合起来时，席勒头脑中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预设不断清晰起来。

二、进步论的历史模型

虽然席勒预测到现代人的精神贫困，但他依然在观念中预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模型。席勒的历史分期并不针对具体史实，仅是建构抽象模型，这体现出“史学分期”和“历史哲学分期”的差异。“史学和历史哲学都做历史分期的工作，一般来说史学是从史实出发做具体的分期，往往以显著的历史事件作为分期的标志，一般来说是微观的。历史哲学提出的历史分期的理论，则是宏观地把历史分为几个大的阶段，提出划分的标准并对各大历史阶段的意义做出说明，还要对历史分期的更替作出因果性及必然性的解释……史学的历史分期是出自并且依附于具体历史的；而历史哲学往往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遍史’意义的分期模式，然后再应用于具体历史”[3](P144)。席勒提出的模型是“人的自然状态—人的审美状态—人的道德状态”。

上述模型具有进步论的精神底色。“历史进步”在席勒时代并非无须探讨的定论。古希腊、罗马时期，占据西方人头脑的主流观念是循环论或退化论，历史进步论的出现与发展与奥古斯丁、维柯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前者代表了基督教的线性进步观；后者代表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杂糅的复合进步观。奥古斯丁为了清除掉古希腊观念对人的影响，首次预设了人类历史是从起点到终点的直线进步过程，这期间出现的短时段战争、灾难不是倒退而是上帝对人类的考验。维柯创立的近代历史哲学具有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色彩，他将人类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人类历史就是这三个时代之间的更迭。维柯的时间观念是循环论与线性进步论的混合。他认为从神的时代向人的时代的发展是直线进步的。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特权走向民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理性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维柯又认为人的时代的普遍民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他推崇古罗马那种能保证公民平等权利的君主独裁政体。如果不能出现强有力的领导，那么，这个民族将或是被异族吞并，或是经全面内战堕落回原始状态，重新开启三个时代的演进。

上一篇：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框架以早期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