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框架以早期

政治学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1]18，其发展深受现实政治的影响。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政治学肇始于晚清，至今已有120 多年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息息相关。 当前，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了新的使命， 不仅要回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更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因此，需要重新审视整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重视对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吸取教训。

目前，学界更加重视政治学恢复、重建以来的发展研究，既有不同时间跨度的研究总结，又有不同研究主题的梳理分析，但这些研究偏重宏观分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史研究。 但学界对中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 即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少而精”的特点。 一部分经典成果的涌现， 为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明确了基本方法与框架，提供了史料线索。 笔者力图在对早期中国政治学发展史研究综述的基础上， 结合其他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总结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炼出一种更加完善的研究框架， 并且将研究的基本方法融入该框架之中，为后来的研究建立一种范式，从而为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以及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1 所示：

图1 论文整体研究思路

一、研究综述

学界对早期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体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时人写当时事”，早在20 世纪40 年代， 就有相关学者对当时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进行了评述。 程仰之认为， 自抗战爆发以来， 虽然学术研究机构多迁往大后方， 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77-89。 但程仰之更加关注具体的研究领域， 对于学科发展则无太多涉猎。 杨幼炯则聚焦于我国政治科学的起源与发展[3]37-71，但其论述主要涉及译著传播、专著写作、思想演进等方面，更偏重学术史，而非学科史。 二是“当时人忆当时事”，马起华在20 世纪70 年代曾对清末以来大陆政治学发展有过较为系统的论述，该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4]376-386，研究涉及概念、系所、著作、学刊等方面，涵盖了政治学学科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结构，但对基本课程的设置则没有涉及。 三是“现代人写当时事”，强调政治学与现实的紧密关联。 赵宝煦、 俞可平回顾了政治学发展的百年历程，较为细致地梳理了政治学从建立到取消再到恢复的发展历程， 体现出现实政治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影响，但论述重点依然放在了“补课阶段”[5]。 王向民将学科建构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认为国民政府主导国家建设展开的过程， 也是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建立的过程。 作者从学系、课程、学者、学会等方面勾勒出了民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并从“民治”与“集权”两个方面总结了民国政治学的理论特质[6]。 柯兰君（Bettina Gransow） 同样认为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紧密相关，并以学科的体制化视角来认识中国早期的政治学，他认为彼时的学校“与国家行政和社会组织问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对应着传统的中国职业模式。 ……在国民党统治下，国民政府更倾向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建设， 因为这些学科看起来对于国家建设更有用处”[7]。

政治学学科依托于高校而存在，而早期开设政治学的高校有数十所之多，尤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与中央大学四所高校最为重要。 目前，已有学者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而对西南联大与中央大学的专门研究则极为不足。

现代政治学肇始于北京大学， 其在北大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由知识变动与权力规训的复杂过程[8]。1998 年，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恢复建系十周年之际，萧超然等主编了《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9]。 该系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对院系改造前北大政治学的介绍，仅仅是围绕课程、师资、学生等几个方面的简要梳理，没有对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总结与评价。 金安平、李硕通过详考史料，以学术、学科、学系三位一体的视角，从学科渊源、章程设计、系科建制、学术资源与学术交流等方面对北京大学早期政治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与研究[10]。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学发端与拓展的著作，为今后政治学学科史的研究奠定了内容框架。金、 李更加侧重现实政治对于学科产生的影响以及学术、学科、学系三位一体的发展，桂运奇则在把握史料的基础上， 不仅勾勒出早期北大政治学系与现代政治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基本情况， 还重点关注了北大政治学系师生的社会参与， 其研究范围也扩展至1937 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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