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天人之际求索古今之变刘再生教授四十年治

题记：不止是博览，还要深思。如此才有可能把初看不很相干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便是给历史研究以生命，使过去遗存下来的文本、文物等活了过来。在这一过程中，要能抓住大的东西，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矣”。——陈致《余英时访谈录》

1991年7月，在香港参加第31界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世界年会

2015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再生教授的《嘤鸣集》时，约我写了一段推荐语，我遵嘱写下这样的话：三十年来，再生先生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其治史，以问题为纲，以史料为据，娓娓道来、清晰明畅；其写人论乐，以事实为准则，以作品论短长，不跟风、不逢迎，率性而作，文质两优。本文集虽多为“从心所欲”之年新论，然其人之才情，其文之用心，却一如既往。读者细细读之，定会多有所获。说的是这本文集，论的是我和再生教授交往四十多年间对他治学做人的生命感言，更是向这位自称“半路出家”却又大器晚成的学者挚友真诚的致敬。

我和再生兄于1973年底相识于山东济南。那时，他在济南市博物馆，我在山东省艺术馆，但仅仅一次见面交谈，即成终生知心好友。五年多以后，我北上继续读书，他由博物馆进入山东师大艺术系任教。人分南北两地，学术交流却从未中断，接近半个世纪间，我们在学术上交往频繁，互助互进。为深入一步探究他四十年的音乐学之旅，我于近日一一翻阅了他的四种音乐史学专著和三本文集，再想到他虽然已迈入八秩，身体状况并不算好，却仍然天天坐在电脑前面。今年又在编撰两册二百余万字的《音乐学百年文选导读》。我在“序”文中说：中国自古就有编纂“文选”的传统，著名者有南朝梁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和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前者精选自先秦到公元六世纪间九百多年优秀的诗文共三十卷；后者精选出两千多年以来的222篇散文供人阅读。无疑，两套文选都是为了追随前贤、泽惠后学而编的。再生、司冰琳主编的这套《音乐学百年文选导读》同样有这样的目的和追求。且字斟句酌、细修细改，未敢懈怠，以飨广大青年音乐学者。曹操之名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到他身上，实在是贴切不过了。感怀之余，在这里特别说说我对老友“治史·论乐”的一些认识，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不惑”之年从头越

每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走过属于他自己才有的治学之道……

诚如我们所知，再生先生进入山东师范大学之后，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在山东肥城二中教了三年高中语文，接着在济南市歌舞剧院做了十三年的乐队首席，歌舞剧院民乐队于1973年解散后，他又转入文博系统，参与考古发掘。直到42岁那年才在孙继南先生的力荐下进入山东师大艺术系任教。这也就是他经常对同行或晚辈坦言“半路出家”的原由。但依我看，所谓“半路”者，仅仅是“岗位”的变换而已，处在无法自我选择的那样的年代和环境当中，这二十多年长长短短的岗位转换，恰恰使他在文、史多个领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沉淀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更值得看重的是，这些基层教育、艺术、文博工作的长期实践，反而成了他日后务实求真、精研史料、“通”“专”互补、敏于判断的治史原则的天然养分。

1992年10月，在扬州中国音乐史研讨会期间与赵沨同志合影

1999年11月，在香港参加第六届中国新音乐史研讨会期间与港台学者在一起。前排左一：许常惠；后排左起：马水龙、刘靖之、吴丁连、黄霑

2007年5月，与朴东升（中）、刘文金（右），摄于刘文金作品音乐会后

2008年10月，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上与赵宋光先生合影

2008年11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惠州“廖氏两兄弟”青主、廖辅叔研讨会上和廖乃雄合影

他是幸运的。1979年底刚刚走上教学讲坛，就遇到两次影响日后教学、研究的难得机遇。其一，1980年5月，中国音协等单位发起举办首次“中国古代音乐史工作座谈会”。一向关心同人成长且对学术有特殊敏感的孙继南先生获知会议消息后，立即派再生赴京参会。其二，1982年7月23日至8月21日，受教育部高教一司的委托，山东师大在烟台举办了“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讲习班主持人为孙继南先生，实际的联络、操办者则是再生教授①。参加那次高规格的全国音乐史学术研讨会，让他如沐春风、眼界大开，史学前辈们的真知灼见引发了他对史学、史观、史识、史德的深度思考，从此认定此行是他步入学界后的一盏指路明灯，或曰一道“幸运之门”。长达一个月的“讲习班”，当面聆听七位史学前辈的专题演讲②，则让他在音乐史学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获得许多教益。两大学术活动的直接参与，一个有如观念学理上的“开光”，一个是实践经验的汲取，加上他很快又在孙继南先生主持下参加了《中国音乐通史简编》的撰写，真可谓：一步一新境，步步有心得。当然，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位学者都可以碰得到的，而真有这样机遇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获得像再生那样优秀的学术业绩。再生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人生的一片新天地，生命进程的一个大转折。对此，他有自己一系列的心理准备和坚定的态度：1、面对音乐史学这个领域、这门专业课，自己一定要放下身价，一切从头学、从头做，无论上课、编写讲义、参加会议、撰写论文，都坚守一种“万事起头”的心境，如此，才会使自己保持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也会对这个领域怀有长久的新鲜感和浓厚的学术兴趣；2、作为专业教师的第一要务就是把课讲好，而讲好课的最高要求是自己努力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编写新的讲义，这份讲义首先要求“不重复别人”“不吃现成饭”，力争把新发现的地下考古资料、文献以及学术界的新观点加以归纳整理。这样做，一是让学生能够在自己的课堂上听到新观点，学到新内容，一是培养学生对讲述内容有自己的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3、通过此前亲历的全国会议、讲习班和集体编写“通史”这“三部曲”或称之为“学术三关”，再生以自己的研读和教学实践，明确了他本人的中国音乐“大历史”观念和著述原则。他的看法是，中国古代数千年来留下来的浩博文献和20世纪一大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述，无疑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前提和厚实的基础，但对于当代青年学生而言，过往著述的撰写体例和叙述方法未必完全适合。同样，以往的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由于学科成长时间短，队伍小，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多种影响，评价有舛误，问题不算少。因此，对他自己而言，一方面需要发现新材料，一方面有勇气讲真话，力求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总之，再生的治史，是从自己的史学教学实际和不断追求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出发的，研究与教学常常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在将教学和培养后学列为头等任务，将史德、史识树为治史者最高使命的宗旨之下，进入了自己的史学研究和专著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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