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应然研究

0 引言

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的重要命题，指明了中国传统校雠学说与欧美西式图书馆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进路。清末民国时期，经过近代中国图书馆学人的积极探索，近代图书馆学研究大体上沿着传统校雠学说现代化与西式图书馆学中国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有系统的理论”[2]蔡元培先生序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尽管杨昭悊、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提出了各具特点的学科框架，但当时并没有成功构建出全面、准确、科学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受社会动荡不安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学科体系研究未能持续推进，缺乏深入的后继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当下，我们要实现图书馆学的长远发展，就必须有意识地回顾、爬梳、反思“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重新审视它的发展源流、本真面貌与应然存在。如此才能有效阐释“中国的图书馆学”内涵，并顺利推进“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进而向世界图书馆学界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之近代探索

1.1 近代学科体系探索的主要成果

学科体系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学科内容及其逻辑关系构成的学科分支框架。其价值在于有效组织学科内容，使研究者在认识学科时有提纲挈领的效果。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系统探索始于杨昭悊，成果较为显著者有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1923年，杨昭悊尝试性地以“纯正的”与“应用的”两大分支勾勒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前者包括“具体的”与“抽象的”两部分，对图书馆史、图书馆统计、图书馆法规等“图书馆原理原则，或现有的事实”进行了说明。后者则涵盖“特殊的”与“一般的”内容，主要有编目法、分类法、管理法等各种“指导图书馆实施的方法”[2]10。1925年，杜定友使用“专门的”与“附助的”两个分支来划分学科体系[3]42-44，其“专门的”方面又分理论与实用两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以学科原理与历史为主体，“实用部分”则涵盖图书馆事业管理、文献业务等相关内容。此后，杜定友在此领域持续探索，如1925年以“书目学”等五类科目概括学科范围[4]，1年后为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设计了一个包括“图书馆概论”等的课程体系[5]，1932年又将图书馆学内容归纳为关于“图籍之印刷出版”等的研究[6]。1934年，刘国钧尝试从“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四要素来认识图书馆，主张图书馆学需要“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7]6-8，从而形成了以四要素研究为主干的学科体系。四要素体系包括图书的实质、内容、收藏等关于图书的研究，图书馆人员养成方法与人员资格标准等关于人员的研究，器具与房屋等关于设备的研究，行政、采访、整理、使用等关于管理方法的研究。1935年，李景新在《图书馆学能成一独立的科学吗？》[8]一文中描述了一个由“历史的图书馆学”与“系统的图书馆学”组成的学科体系。前者包括图书学史、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等内容；后者又被划分为“理论的图书馆学”与“实际的图书馆学”，其中“理论的图书馆学”由图书馆学原理、方法、目的与价值、学科关系等组成，“实际的图书馆学”则包括行政论、经营论、形式论三部分。

1.2 近代学科体系探索的认识评价

今人对杨昭悊、杜定友、刘国钧、李景新等构建的学科体系的认识评价，为重构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黄宗忠指出，杨昭悊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图书馆学原理与应用相结合的图书馆学体系的人”[9]，具有开辟与奠基之功，而且以“纯正的”与“实用的”两大分支构建学科体系，“从根本上承认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10]。但是，杨氏体系的提出实属草创，故而存在“应用”有余而“理论”不足等问题，其“组织结构也值得推敲，个别术语也略显生硬”[11]209。杜定友于1925年提出的体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突出图书馆原理，使其理论部分作为指导实用部分的基础”；二是揭示了图书馆学的相关学科，“表明图书馆学是一开放体系”[12]52。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杜氏体系“已突显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13]98。不过，黄宗忠认为这一体系杂糅了较多非图书馆学的相关内容，不应将其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而“作为图书馆教育的课程体系则是可取的”[9]。刘国钧的四要素体系相较于前期的研究“更贴近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的实际，更具学术性、科学性”[9]。范凡从这一体系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如何与现代图书馆学成功地对接”[14]85，认为它具有连接古今学理的重要价值。但该体系存在“忽视理论的瑕疵”[11]211，也“未能体现刘先生所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这一观点”[15]。李景新所构建的学科体系“是19世纪以来内容最丰富、最全面、最系统的图书馆学体系，也是比较标准的体系”，是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杰出代表；不过“‘历史’本身是一种理论形态”[9]，“历史的图书馆学”不应与“理论的图书馆学”分处不同分支。从当代学者对图书馆学学科体系近代探索成果的认识评价中可以发现，近代学者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学科研究状态，也存在未能赅括学科全貌、逻辑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故而，为了准确认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有必要进行更系统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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