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的档案记忆思想发凡

“历史在加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导言中这样说道。于是，在这种时空易逝的压迫感之下，从20 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诺拉动员120位作者，历经十年的努力，编纂出版了由135 篇论文组成的三部七卷、超过5600页的巨著《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全书总共涵括第一部《共和国》（一卷）、第二部《民族》（三卷）和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三卷），分别于1984年、1986年和1992年出版。［1]该书的一大创见和核心内容之一在于对“记忆之场”内涵的阐述和解释，意图透过各类“记忆之场”现实表征物的历史生成、演化，另辟蹊径探讨“记忆之场”如何承载和形塑法国国民意识，进而反映不同于以往民族—历史叙事框架的当代法国记忆景象。伴随《记忆之场》出版的巨大成功，“记忆之场”这一诺拉生造的词语成为学界经典术语，进而成为引申各领域深入思考的重要启发性概念。

纵览全书，《记忆之场》中不乏对档案和档案馆的论述，第三部第三卷则开宗明义以“从档案到标志”为标题。诺拉在全书的导言、结语性等文章中，或以零散字句，或以较大篇幅，多处论及档案和档案馆。这些对档案记忆不同层次上的表述和分析，莫不围绕“记忆之场”这一全书的奠基性概念展开，并折射出诺拉的档案记忆思想。本文就此对其档案记忆思想进行了大致提炼。

1 档案和档案馆：一种典型的记忆之场

依诺拉的界定，“记忆之场”这一抽象概念融实在性、象征性、功能性于一体，是“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2]而这些统一体在经过人为操控或岁月流逝之后，已经转变为特定群体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代表了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前沿成果。诺拉指出：“对记忆之场的研究发生于两场运动（注：史学史的反思和记忆传统的终结）的交汇点上……这两种趋势都使得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同时去照观历史研究的基本工具和我们记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象：如档案，如三色旗，如图书馆，如辞书，如博物馆，同样还有各种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和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词典》和巴黎公社墙”。［3]这段话虽然对档案仅有只字片语，但我们仍能从中窥见他对档案的态度和看法。

诺拉在记忆之场视域下对档案和档案馆的本质属性展开探究，明确将档案和档案馆定性为一种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客体物质（也即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他说：“记忆已经完全转化为最细致入微的重构。这是一种被记录的记忆，它让档案去为它铭记，并删减承载着记忆的符号的数量，就像蛇蜕去死皮一样”［4]。档案伴随着个人、团体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各类主体的社会活动而生成，它以文字文本形式记录和固化着特定的活动信息。当人类活动成为过去时，这些档案便以历史记忆承载体的身份留存和累积下来。然而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活动内容、形式的多样化，档案文件形成和积存数量逐渐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的增长趋势。不同馆藏结构和建构形式的档案馆的出现成了人类社会和档案事业发展的必然。“莱布尼茨所称的‘纸面记忆’已经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体制……仅就公共档案馆而言，根据专家们的估计，几十年内发生了数量上的革命，它们增长了上千倍”。［5]档案和档案馆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因此，诺拉同样也将档案馆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之场。［6]档案馆是历史档案保管基地，可想而知，它的象征意义是由其馆藏档案所赋予的。单份档案文件所反映的可能只是碎片、零散的历史，而档案馆作为众多档案的聚集地，它利用档案与社会间的实践对应关系，以及各份档案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清晰地揭示出国家—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而象征着国家—社会的整体历史进程和国民意识变迁。

从诺拉对档案和档案馆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它们新的身份定位和社会功能。当今的档案学界需要对档案和档案馆在社会中所处的立场重新思考并调整自我认识。档案不再仅仅是记录历史事实和社会活动的文本，它更是特定人群用以回溯历史根源和集体记忆的线索。而档案馆在档案记忆思想的引导下也逐渐转换新的社会角色、承担新的社会职能。档案馆作为一种典型的记忆之场，它存在的理由是将其象征意义最大限度地封锁在固化的场域之中，让已经或正在流逝的时间暂时静止下来，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从而巩固记忆减缓遗忘。［7]档案馆凭借其记忆象征性将观者代入到特定的历史场景当中，以达到传达历史价值观念、维系某个风俗习惯或者延续某种情感认同的目的。档案馆不再是被动接收和保管档案文件的国家辅助性机构，它已然演变成为一个主动存储、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记忆的场所，凭借其天然的权威地位在国家—社会范围内发挥传扬历史记忆和文化知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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