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读音之辨

一、吐蕃作“tǔbō”说

吐蕃作“tǔbō”这一说法的支持者甚多，主要有黎锦熙、牙含章、汪怡、任乃强、金文明、赵元任、朱宏一、谢仁友、王力、常凤玄等人，现立足于西藏历史与音韵渊源进行分析。

（一）“名从主人”原则

“名从主人”①原则主要是针对西方语言与汉语的语系分属多样、语种复杂而提出来的一个译介原则，它要求译者在译音时要尽量接近原文读音。很多藏学研究者如谢仁友等人认为，藏民们认为“吐蕃”应读为“tǔbō”，因此应该坚持“名从主人”原则，尊重这一读音。

藏族自称“博”（bod），最早来源于上古传说。相传西藏地方以前由非人统治，因此时至今日还有相关的地名出现，如“博康六福”“博康九州”等。敦煌古藏文文献将聂赤赞普称为“博嘎六牦牛之主”，将他建立的雅隆政权称为“鹘提悉勃野”。关于“博”（bod）的来源和含义，通过查找资料主要提炼出三种说法：一是来源于“苯”（bod），由于古时西藏民众多信奉苯教，西藏地方古代也有“本之域”的称谓，之后慢慢发展成“博域”；二是根敦群培大师曾经在《白史》里提到“博巴”，其本义是指一种“噶耶”或者“瓦耶”的呼喊声，主要是牧民在遇到野兽、盗匪袭击或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时相互联系对方的一种信号，之后慢慢变成指代地名的称谓；三是从藏文词语“高地藏区”音为[′tuig??pweikuin]这样有含义的词语演变出来，其中“pwei”音意为藏，音译为“博”。这三种说法虽不尽相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博”字，读音最后都回归到了“bo”。西藏人类产生后的一方统治者玛桑九兄弟时期西藏被称为“播卡年雅楚”，或写作“蕃康雅楚”“蕃卡亚楚”或“蕃噶雅楚”②。《三国志·蜀志十三张嶷传》提到“汉嘉郡界牦牛夷”，“六牦牛部”与这里所载的“牦牛夷”应是一回事，“夷”乃是汉地对于当时雅隆部落的称呼，对于这个名字，本地人民并没有采纳，如同“番”亦只是音译，而在这里生活的人民依然沿用“博”音，故众多藏族史研究者及汉学家认为“蕃”的读音也应为“bō”。

关于“蕃”，还有个不能不提的历史渊源，就是藏区的农业发展。“蕃”字作地名的含义应是什么？国内外许多藏学家发现在古藏语中它具有“农业”之意，据考古发现，早在象雄文明时期西藏地区已有灌溉的痕迹。以前将高原以畜牧为主的地方称为“牧业”、把低谷林业为主的地方称为“农业”，把介于两者之间的温寒相宜、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地方称为“蕃”。上文提到的兴盛于雅隆地区的悉补野世系，这一地区就是当时经营高原农业的中心，又名“蕃域”，藏王松赞干布将众多部落统一之后，将政权取名为“吐蕃”。可以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见到“藏蕃”一词，这里的“蕃”则是农业人口的自称，许多史料里可以看到“蕃卓米赛”（农牧民百姓）“蕃卓杰聪”（农牧民贸易）等等。根据这样一层联系，很多人就把代表藏族的“博”与代表农业活动的“蕃”联系起来，认为“吐蕃”的读音即为“tǔbō”。

（二）汉学界的音韵源论

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提出把“吐蕃”读作“tǔbō”，并在他所作的《吐蕃英译考》中又一次地坚持“tǔbō”这一读音，他的依据是蕃原来读作“若婆”，对译即为藏语“bod”，他还主张“吐蕃”是“大蕃”的转音，这是根据古音方言来推测的。藏族史研究学者常凤玄先生在其《吐蕃名义小议》中介绍他所参与《辞海》修订时，研究组员们增入“吐蕃”的“tǔbō”读音，并且还对语词分册的“蕃”字词目也新增了“蕃”（bō）的注音③。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吐蕃”与“Tibet”的联系中认定“tǔbō”这一读音。关于这一说的研究者中比较权威的当属牙含章先生，他以《广韵声系》中番、蕃两字对“吐蕃”一词的读音进行了深入研究。牙先生认为“蕃”字有“补过切”和“孚袁切”两种读法，根据前者读法先生认定“蕃”在唐代时是读作“bō”的，以至于在此之后的词典韵书中对“吐蕃”的注音皆以“tǔbō”为标准读音。

有少部分学者遵循古音，秉承“古无轻唇音”的看法，认为吐蕃二字应注音为“tupian”或者“tubian”等重唇音。所谓的“古无轻唇音”（《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是由清代学者钱大昕④提出，汉语本无轻唇音（即唇齿音，如“f”），而轻唇音是从重唇音（即双唇音，如“b、p”）中分化而产生的。针对这一点，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古无轻唇音”重点强调的是字的声母，而与韵母并无太大关系。因此，我们能够认定在古代，“蕃”字的声母与“博、播、波”等字一样，均属于双唇音，但其韵母是否也和“博、播、波”等字一样，是不以鼻音收尾的（中古汉语“播’，和“波”读“pua”，“博”读“pak”，“蕃”读“piwen”和“biwen”），这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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