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研究的历史转向 ——以《老古玩店》的

随着20世纪后期理论热潮的逐渐退去，21世纪的英语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与思想研究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就狄更斯研究而言，21世纪的前二十年出现了一批仔细检视相关历史文献，着力还原狄更斯小说的历史语境，探讨小说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著作。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三本著作，不仅视角新颖、史料翔实，而且都涉及了狄更斯早期作品中一向较少受到关注的《老古玩店》(TheOldCuriosityShop)。①它们分别是以婚姻法的变迁为切入点，探讨维多利亚小说中婚变情节的《狄更斯与离婚的兴起》(DickensandtheRiseofDivorce, 2010)②；研究狄更斯时代英国的公共交通与人们时空观念的《狄更斯的网络》(CharlesDickens’sNetworks:PublicTransportandtheNovel, 2012)③；以及近年出版的专著《狄更斯与有关死亡的一切》(DickensandtheBusinessofDeath, 2015)④，该书探讨了维多利亚时期殡葬行业的高度商业化，以及狄更斯对这种现象的反思。

狄更斯创作的十几部长篇小说，不仅篇幅巨大，而且形形色色的人物多达上千个，这种丰富、厚重和庞杂，本身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所独有的质感。从最早期的《匹夫威克外传》(ThePickwickPapers)到生前最后一部发表的作品《我们共同的朋友》(OurMutualFriend)，他的笔触涉及19世纪英国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最直接的材料之一。然而20世纪的狄更斯研究，特别是新批评之后，逐渐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继承了19世纪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情怀，探讨小说中所展示出的情感与道德力量；二是以小说文本自身的形式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中的戏剧因素、语言的张力以及讽刺、荒诞等艺术手法；三是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理论等的角度，探讨狄更斯作品的著作。而对狄更斯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研究，大多比较流于表面，主要依靠二手资料和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常识，鲜有研究深入到历史的横断面去细微地考查社会或经济形态，以及这些具体史实与狄更斯小说的有机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又以“新历史主义”的方式重新介入到文学批评中。它与传统历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本不再被当作社会背景或者意识形态的反映和模仿，历史也不再单纯地被看作“背景”。盛宁认为，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是历史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区”。⑤从他们的实践来看，新历史主义者“不仅希望从这里看到实际历史事件如何被意识形态吸收理解，既定的意识形态如何控制和把握着这一认识过程，而且更加希望看到文学文本如何参与形成现行的意识形态这一逆向的过程”。这里仅举一例。詹姆斯·勃朗(James M. Brown)的著作《狄更斯：市场中的小说家》(Dickens:NovelistintheMarket-Place,1982)⑥通过对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市场的研究，考查了狄更斯的创作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塑造及其在文学市场中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勃朗分析说，狄更斯批判了资本家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唯利是图的本性和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另一方面，在对资产阶级批判的同时，他所努力建构的仍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资产阶级所公认的美德。即使是狄更斯大加赞扬并寄予希望的那类具有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形象，他们身上值得褒奖的品质依然还是传统的、在他后期作品中加以批判的资产阶级美德。因此勃朗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狄更斯与他所处的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互动的：“他对维多利亚中期现行的中产阶级生活经验加以批判，然而这种批判所依据的价值仍然是传统中产阶级的美德；他所面对的读者是当时的中产阶级群体，他所运用的文学形式又是根据中产阶级对于‘得体’与‘品味’的理解而量身打造的”。勃朗的研究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是因为他看到了文学不单是对于历史的反映和再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意识形态的建构。

当然，按照新历史主义的逻辑所进行的批评实践，并不总是打着“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在狄更斯研究领域中，1988年米勒(D.A. Miller)的著作《小说与警察》(TheNovelandthePolice)⑦就可以看作这类研究的代表。在这部书中，米勒从柯林斯(Wilkie Collins)、狄更斯、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等人的多部小说出发，探讨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参与对社会成员的“监控”和“惩罚”。虽然该书名义上是分析小说中的“警察”形象，但米勒的重点并不在于挖掘19世纪的司法和执法实践。比如，他并没有讨论小说中的警察形象与英国1829年通过的《大都市警察法案》(Metropolitan Police Act)之间的关系。在讨论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时，米勒分析了狄更斯如何通过连载小说的形式、19世纪的阅读习惯，以及小说中侦探故事的情节，在读者中培育对于权威的信任和依赖。这样一来，小说中低效腐败的大法庭所象征的社会权威，并不是文本所要批判的对象(如传统批评认为的那样)，而是通过“变身”为机智、高效、令人钦佩的“警察”形象，让读者在潜意识中继续臣服于某种社会权力的威慑。显然，这个分析背后的理论框架乃是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模型(Panopticon)和受之启发产生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话语与权力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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