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

一

今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70年，是整整一个历史单元。因为有了历史长度，我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开始进入“下沉期”。

什么是“下沉期”？它指的是一个评论对象变成了研究对象，它的位置下沉到了能够做历史研究的状态，比如“十七年”文学。在这个领域，洪子诚的《材料与阐释》，黄发有的“十七年”文学传媒研究，张均的“十七年”报刊史研究，王秀涛的“第一次文代会始末”的档案研究，是值得注意的成果。(1)张均的这项成果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王秀涛的成果是专著《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艺的发生》，两部著作拟编入程光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第三套“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预计2020年出版。还有吴秀明、袁洪权、易彬、斯炎伟、赵卫东等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个点，黄平的新时期文学“起源”研究，李建立的《今天》杂志研究，也是新看点。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材料”开始作为“史料学”的骨干部分被重视；“材料”的历史可信度在增加。而在前几年，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学科的兴起，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没有史料学建设，它只能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学科自律的群体。前些年，学术界对当代文学界的观感不好，认为它乱糟糟的。现在没有这类偏见了，因为一批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开始浮出地表，我们也觉得，当代文学史研究真的有起色了。

其次是“半下沉期”的研究对象。它专指两个现象 ：一个是80年代文学研究；另一个是对故世作家的研究，例如路遥、史铁生、邹志安、陈忠实，以及老一辈的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和张贤亮等。按照中国历史研究的习惯，故世作家是死者，他们作为一个历史段落，可以列为研究对象。不妨举几个例子。鲁迅1936年去世，1938年第一套《鲁迅全集》就出版了，虽然编选的体例比较乱，没有后面几套(1958年版、1973年版和1981年版)《鲁迅全集》完善。路遥1992年去世，到今年整整27年，他的全部作品已完成出版，他人生道路的大致脉络已差不多水落石出，基本沉淀下来，成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史研究对象。所以，人们对《路遥传》《路遥年谱》的撰写和出版不会感到奇怪，也开始慢慢接受。与此同时，《高晓声年谱》《陈忠实年谱》也已出版，因各种原因，它们没有前面两部传记年谱完备。王彬彬研究高晓声的系列文章陆续出炉，他这种以作家传记材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可信度较高。你跟他争论，他可以拿材料回击，除非你再拿出新的材料与他争论。像这样拿材料来争论，就比我们过去，总是拿观念和某种理论来争论靠谱，这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第三个是健在作家的研究，比如贾平凹、张承志、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金宇澄、阿来，还有铁凝、李锐、刘恒、方方、池莉、毕飞宇、李洱等。但现在有一个误解，认为与他们创作相关的文章就是研究，这恐怕是评论。所谓文学史研究，一个是分期，另一个是作传。分期是针对健在作家依然在创制新作的情况而言；作传是要把他们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活动用传记形式记述下来，构成一种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先说分期，贾平凹是目前作家中新作量大、创作欲旺盛的一个作家，短期内也没有罢手的意思。那怎么办？我觉得可以以1993年《废都》为界，把他的创作切分成前后期。前期可以研究，后期先不管它。我的依据有两个 ：前期是作家围绕“商州”六县一区的山水风物来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他的“返乡之作”，有点像鲁迅的“绍兴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它们在艺术趣味和审美风格上也受到废名、孙犁，尤其是沈从文小说的明显影响，当然有很多突破超越的地方。在我看来，贾平凹前期创作的成就，一点也不逊于后期创作，特色也许更加鲜明。如果说，前期的贾平凹是小说家、散文家，后期的他，以后也许会被当作周作人那样的杂家来看。已经问世的贾平凹各种传记有近十部，虽然良莠不齐，也有了一定的材料基础。它们对传主前期的生活事迹，叙述比较详细，尽管也有不少为贤者诲的疑点。孙见喜、何丹萌的传记，对贾平凹的家族、父母、村落和前妻的情况，有比较清楚的交代。对创作《废都》前后家庭矛盾及复杂心理特征的叙述，尤其详细充分。从研究的角度说，孙见喜和何丹萌的著作，有关他们80年代初陪同贾平凹几次同游“商州”六县一区的记述，有许多采集点。几个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沿途上的点点滴滴，读起来颇为有趣。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研究方法搬过来，对贾平凹每篇作品相对准确的写作地点，以及它们的当事人一一考证出来，出一个小册子，方便以后的研究。以上，是我认为贾平凹前期能够进行研究的两个粗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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