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广州城市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关系

文化研究的使命在于——我们将向未来提交什么？城市文化在时代中的呈现，是为了让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对于发展与新变，能有应有的尊重与敬重，能把真实的有价值的过往带到未来，能有自身的自信与自觉。而城市文化研究则是这种时间的递进里沉淀的最可靠的经验总结。为此，必须正确把握广州城市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关系。

一、广州城市研究的取向与目标

历史研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研究的核心功能是思想创新，然后是传承与传播。广州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让文化的独特与个性呈现出来，恰正是广府文化研究的核心支撑点。

（一）要避免“历史研究”的泡沫

承认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所特有的不同的“文化经历”，不能以个人的观点涵盖历史的真相。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苏珊·桑塔格认为，文字是有良心的，它有着充满精神涵义的容量。显然，历史研究也是一种积累，它体现出一种对于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

有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就是张伟然先生在《谭其骧先生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文中，所谈及谭其骧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的论述中提出的独到的见解，那就是：“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各类地理要素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

这其中有着比较漫长的探索。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人，谭其骧老先生在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附带的研究成果《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对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关注是很早的。他认为，做文化地理研究，首要是应该抓住一个区域的总体性，然后进行扎实的论证。时间上截取一个断代，空间上选取一个区域，而时间上既有延伸性，空间上也有开阔感。其次是不孤立地就文化论文化，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历史人文地理的一部分，时刻注意它与其它地理要素之间的联系。

最能反映谭先生这一见解的，是他为其学生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所作序言中的一段：“文化地理学研究，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文化现象本身上，还必须与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密切结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份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政区地图，就无法进行文化要素的区域统计，更无法制出文化分布图来。同样，如不了解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区域性及其兴衰变迁也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只有对历史时期的地理要素有了相当尝试的理解，才有可能科学地提示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①（P2）这就带动出如何认知行政区与自然区、文化区之间的关系。显然，这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视角的选取。

（二）要重视社会记忆

历史从来都是后世建构的产物，而历史的“重新建构”，首先依靠的正是社会记忆。

“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历史的教训》作为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他们在著述里强调，“历史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只要在事例中加以选择，就可以为任何历史结论找到证据”。他们的观点认为：“历史首先是这一遗产的创造和记录；进步就是遗产的不断丰富、保存、传播和利用。对我们而言，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予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②（P283）也就是说，社会记忆与历史功绩的昭示，会赋予历史重构的地位以及在现实中释放的影响。社会记忆与历史权利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的关联，也恰是历史是怎样形成、历史是怎样建构的一个进程。

强调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其实是强调人对于历史有一种权力。我们无疑应该了解和记住前人的历史，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这有着不容置疑的必要与必需。模糊、放弃甚至是忘记历史，不仅意味着失误、意味着背叛，其实也可以说是意味着数典忘祖。

文化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就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总和，理解广州城市文化生成的地域成份、人文成份，无疑都要从这里着眼。

再一方面，如何去确证，如何去面对，谁的城市决定了谁的文化？这是一个关乎文化主体，关乎城市文化气质和格调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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