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新闻史研究：用新闻图像重构“历史原境”

该成果在严格遵循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发现新问题、挖掘新材料、采集新数据、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构建新理论，可以说，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传统史学研究与新闻传播史研究以文字文献为主，较少使用图像资料，而图像新闻传播史则以历史上的新闻图像为主，使用适量的文字文献。图像新闻史学研究选择的历史新闻图像用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没有什么“艺术性”，但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却会发现它蕴含了文字文献极少涉及的某些重要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能够以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文字难以描述的历史情境。

第一部分绪论；第一编1919～1929图像新闻研究，分十一章；第二编1930～1939年图像新闻研究，分十九章；第三编1940～1949年图像新闻研究，分十五章；第四编1919～1949年摄影新闻研究，分五章；第五编1919～1949年漫画新闻研究，分八章；第七部分附录，即1919～1949年图文出版大事记。

二是在这些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传播的文本中，其图像主题、图像主体和图像的形式和内容是怎样的。

(4)对该成果的图像文本进行了形态学分析。在图像新闻的技术形态分析上，对技术给图像新闻传播效果带来的影响给予了特别关注，并进行了独立论述；在图像新闻的构成形态分析上，强调历史图像是一种不同于语言文字构成形态的视觉形构，是结构性符码建构的平面，在这个视觉平面内既充满了符号具(符指)，也充满了符号义(符征)，既有现场符码，也有再现符码；在图像新闻的传播形态分析上注重对读者的研究，图像读者也像所有观众一样，带有自己观看的方式和其他种类的知识，强调图像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是现代中国到底出版了哪些纪实性图像及图像新闻传播文本。

(2)比较客观和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该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的“五色”(红、蓝、黑、黄、灰)图像新闻出版物(共产党及左翼组织办的“红色”出版物、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办的“蓝色”出版物、日本侵略军及日本文人在华办的“黑色”出版物、伪满洲国及汪伪政权办的“黄色”出版物、自由民主人士及经济财团办的“灰色”出版物)的本来样貌。

在图像新闻的选择上，主轴图像新闻和辅轴图像新闻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角度考量选用，确保所使用的图像新闻能够形成一种图像新闻史的独特叙述结构，要求关联呈现的历史图像新闻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整体形态。

该成果严格遵守“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历史科学学术研究原则。唯有保证研究史料的真实，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规范性。因此该成果所用的绝大部分资料均为第一手史料，资料正当可靠，观点来源清楚无误。

一 刻画现代中国的文化脸谱

(3)对该成果的一般图像、纪实性图像和新闻图像创造性地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设计了符合图像新闻研究实际情况的可选变量，探索全新的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成果具有直观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6)该成果所涉文献资料搜集和甄别难度极大，作者本着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资料爬梳抉剔，勘误校正，引证原始要终，简约清晰，编撰了中国现代(1919～1949)图文出版大事记。

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文本采用主轴图像新闻、辅轴图像新闻和文字文献共同构建的形式。这三大材料在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中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统一体，更言之，它们甚或是表现形态不同的同一体。主轴图像新闻犹如建筑的主要梁桁框架，辅轴图像新闻就像砌墙的砖石，文字如同黏接和牢固两者的水泥。没有主轴图像新闻的图像新闻史不具形状，或形状模糊、名不副实；没有辅轴图像新闻的图像新闻史歧路丛生，不可言信，起码不可全信；没有文字的图像新闻史离析羸弱，不够稳固。

该成果解决了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四是阐释图像新闻的物质生产场域、自身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的意义。

在当今中国新闻传播界，热点研究、焦点研究和理论研究始终被主流社会所热捧和接受，而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一直不被重视，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更难。这有浮躁的学术风气影响，有史料不完整又难以获得的现实客观条件的掣肘，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的问题。图像新闻传播史研究要始终严格遵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坚持取得第一手图像研究资料后再做研究。

(5)建构了图像新闻意义阐释的理论框架。图像新闻的“意义”来自图像的物质生产场域、形式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制作图像新闻时所用的物质技术决定了图像的形式、传播的意义和视觉的效果，了解图像物质生产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技巧是十分重要的，该成果非常重视考察图像的制作技术。任何一种图像新闻都有其视觉形式，图像自身的视觉构成形式也产生图像新闻意义，尤其是图像的出版形式对图像的接受形态的限定，影响了受众对图像“意义”的诠释。该成果对当时的图像形式对受众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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