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瑜：我们的外国历史研究队伍是过小、正好

最初的构想里，“人文阅读思想图谱”只是一次出版建议收集尝试——业界需要了解学界发现了哪些闪光的作品，学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够关注到他们发现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书评周刊集全编辑部之力，向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文学者、创作者问出了如下三个问题：

您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

您在2021年关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够关注或未引进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样的中国原创作品。

最后我们获得的远远超越了“建议”的层次。随着新年的来临，编辑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总字数逾5万字。情感与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织就一份呈现关联传统与现代、未来与当下的阅读思想图谱，他们以自身生活或研究为维度的阅读与追问，记录下了虽然蜿蜒动荡，但对真挚的爱、对重塑人与人的连接依然充满渴望的2021。

本篇内容为历史学者彭小瑜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持续思考的问题

彭小瑜：我们的外国历史研究队伍是过小、正好、还是过大？在2021年，这是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持续思考的问题。

今天的我们，因为过去几十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面临着更加迫切和更加困难的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和外国历史的工作。杨人楩先生（1903-1973）不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创了法国史和非洲史研究和教学，他还是最早建议要系统发展外国历史研究的学者。1964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杨先生是这一历史性事件背后的主要倡议者之一。早在1945年，面对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他曾经担忧地指出，中国成为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可是在学界并没有高水平的专家在研究其余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也就是当时还完全没有研究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历史的学科队伍。外国历史研究学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如果与民国时期的状况比较，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在外国历史研究领域的进步是惊人的。

杨人楩（1903-1973），历史学家，专注于世界史研究。

问题是，这一进步是否足以满足时代和形势的需求？譬如在数量上，我们目前研究外国历史的专家队伍是过小、正好、还是过大？如果与中国历史的研究队伍相比较，我们的外国历史研究队伍在规模上肯定是要小很多。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情况相同或者相近，还是不同或者大大不同？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关系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仔细的调查研究吗？我们应该怀抱杨人楩先生在1945年流露出来的那种热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又严肃地考虑到新的完全不同的国情和世界形势，设计和实施下一步的外国历史研究的学科建设。

在这方面，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是，在学科队伍的规模和质量上，我们应该努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主要国家的水平，譬如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学界的水平。回应《新京报?书评周刊》就“人文阅读思想图谱”的提问，我在过去一年里经常想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我们写作和翻译出版的外国历史著作数量是太少、正好还是过多？

值得关注的图书

彭小瑜：译作《希腊内战：一场国际内战》和专著《修昔底德的苏醒：古史写作与希腊民族认同的转型》，都是选题富有特色的深度研究，但是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标志着我们开始深入到针对西方文明的细部观察和分析。

徐蓝教授在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这部“十五”国家教材里面撰写了“当代卷”（2006）的第二章和其他几个主要的章节，系统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冷战的起源、发展和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和文化问题，精准地将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希腊和土耳其危机界定为“杜鲁门主义”的直接起因，同时也说明希腊并不在当时苏联必争的势力范围之内。《希腊内战》（安德烈?耶罗利玛托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一书，为学界讨论冷战的起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细节，譬如引用了希共政治局常委约安尼季斯回忆中说到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在1944年7月访问希腊时的一个场面：一位苏联代表团成员在听到约安尼季斯说不惜与英国军队开战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话，而是摆了一个“脸色”，清楚表明他们不赞成这一做法，让后者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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