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日常统治史怎样研究、有何启示？

2021年12月30日下午，应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以来历史学知识体系中心、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和青年读书会的邀请，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作了题为“关系视角、日常与历史”的学术报告，线上线下共有50余名学者参加。本次活动由崔志海研究员主持，近代史研究所李俊领副研究员、历史理论研究所刘力耘助理研究员、近代史所吕文浩副研究员作为与谈人参与讨论，世界历史研究所胡玉娟研究员以古希腊罗马公民社会的“公共日常生活”研究发表了讨论意见。

侯旭东教授在过去二十多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秦汉三国时期出土文书简牍，但他对社会学、人类学也下了很多功夫，所以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对反复进行的事务以及朝廷官府日常统治的研究。他最早完成的“日常统治”研究是200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虽然其时还没有提炼出“日常统治”这样的学术表达。2008至2015年围绕汉代传舍使用先后发表了5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对汉帝国日常统治中反复出现的事务进行深描。2010年发表的关于秦汉时期的农民普遍化的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2018年出版的《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研究都是对日常统治研究的探索。在这些研究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侯旭东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全面总结个人二十多年来学术思考的专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三联书店出版）。本次活动即以这本著作为基本研讨书目。

侯旭东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日常统治史的基本概念、学术追求和具体思路等方面的内容。

他指出，这本书名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但世上本无作为研究对象或专属领域、有着明确边界的“日常统治史”，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对历史上的日常统治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语是当下与未来的研究者，思考的是研究者的立场、研究者如何看待过去，包括对既有研究的反省，以及如何更进一步开展新的研究，具体入手的视角，等等。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的对象，是开放的，需要当下与未来的研究者们去开发和创造。

“日常”重在“常”不在“日”，针对的是历史上反复进行的活动（多数是周期性的，如事务性工作：直符、上计、常祀……；也存在无固定周期的重复性活动，如“宠”、候外出行塞、汉代灾异的应对）以及固定/不固定兼有的重复性活动（如“蛮夷”的朝贡）及其意义。还可以包括更广泛的常情、常识、常理、常态等。“常”比社会学关心的“同”范围要更大，“同”更强调统一性重复。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常事不书”，关注异常与变化，20世纪以后深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观察生活，感知历史，“变”之外，底色和基调是“常”。我们要拓展视野，从重视“变”转到关注“常”，“常”不仅包括延续，还有反复、循环等等，同时在“常”中再去观察“变”，观察“常”与“变”二者的关系。

至于为何用“统治”，而不是更常见的“政治”？那是因为“统治”可以做动词，暗含了过程性，同时也可以有被动式（被统治），还可以做形容词用来修饰名词（如统治者/被统治者、统治方式、统治机制），其内涵更丰富，容得下文明产生后围绕王朝秩序的各种努力。“统治”可以灵活且充分展现秩序的建立、维持以及统治/被统治—抵抗的关系性，也可以超越以往的独特事件、缺乏人的制度的思路的局限。“政治”几乎只能做名词，内容要单薄得多，且与现代性关联更紧密，有碍于对古代王朝统治的全面把握。

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针对的亦不限于普通人，还包括了统治者，甚至皇帝。日常≠生活，日常≠只属于普通人。需要对所有人存在状态的追问，以及他们的存在如何构成了绵延不绝的过去的追问，结构便是在日常中形成与维持的（惯例）。极端来讲，什么都可以是日常统治史，什么都可以不是日常统治史，关键看研究者如何思考。

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研究具体思路有四个方面：主位观察优先，辅以客位观察；顺时而观优先，辅以后见之明；日常视角；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思维，希望从对象—研究者固定化的、无意识的关系状态中解脱出来，发现新的研究空间。以关系思维取代实体思维，那么1838年至1842年的历史就不止是鸦片战争一种解法。如同手里拿的手机，换个角度观察，可以说它不是手机：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方形的物体、一种黑色的物品、一件华为产品、一个照相机、钱包、指南针、镜子、电脑、计算器……，每种称呼都包含一种关系，一种与某类其他物品的联系，取决于观察者的分类与关注点。研究者其实就是观察者，可以在不断的思考中发现研究对象中新的，为过去所忽略的侧面，形成新的问题。

上一篇：投资者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