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用理性和良知书写真实的历史——读古川

“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 1926-1989” < /p>

[日]古川隆久的作品

张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社

近日，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历史学家古川隆久的《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日本原著《昭和史》，朱马书房 2016). 正要读这本书的时候，作者闪过一丝疑惑：为什么要翻译出版这位1962年出生的中生代学者的昭和史？人气还不如《教训》史学家八坂正也的《昭和史》（朝日出版社），史学家半东吉里的《昭和史》（平文社）的人气更不受欢迎。但是当我开始翻页阅读时，作者被吸引了由 th作者的学术诚意和学术勇气。花了几天时间慢慢读完，觉得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没有迎合司马良太郎所培养的日本读者的口味，也没有为了秩序而抛弃历史的真相。以恢复历史记忆。与日本各种版本的昭和史相比，我认为古川的昭和史显然是理性的高度，良心的高度，当然也是人生本性的高度。

如何防止历史失败主义者的出现

所谓昭和历史，必然牵扯到侵略中国的“十五年战争”。对于那场战争的国家和受害者来说，日本和日本人无疑是犯罪的肇事者。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后处理方式，用其诚恳的“告白”和政客虔诚的“道歉”，或许就能清理掉历史的情绪。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也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尤其是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和东京日夜空袭，给日本人带来了惨痛的痛苦和死亡。 ，让他们总觉得自己在感情和情绪上也是“受害者”。这正如历史学家加藤洋子在《为什么日本人选择战争》一书中所问：为什么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加藤认为，原因之一是“国家甚至无法告诉阵亡士兵的家属，他们在何时何地丧生”（见第 304 页）。

当然，这里的逻辑前提是不能颠倒的——受害者是侵略者，加害者是侵略者。问题是，即使对于侵略者——日本人来说，民族情感的积累也会构成战后日本的集体历史记忆。难点在于，这种集体历史记忆无法面对受害国遇难者的“受害记忆”。如何处理这种集体的历史记忆，就是如何理性地书写这段战争时期的昭和历史。由于复杂的历史记忆（如原子弹记忆、空袭记忆、满洲逃亡记忆等）无法表述清楚，必然会完成对过去的否定和扭曲。历史书写中最危险的方式，呈现出另一种诅咒荒谬和该死的人。因此，我们阅读了迄今为止大多数日本学者撰写的昭和史。虽然对于国家的民族情绪有缓冲或寄托，但对于受害国的受害者来说可能是第二次。第三次或第N次谋杀。就像随着纪念碑和纪念馆的建立，死者的出现变成了历史的出现。如果历史的重复性是指历史本身的惯性，那么历史的重复性就是人类世界的问题。一定是人们的判断受到了当前的视角和在场的影响。但历史绝不是一个纯粹表面的循环。当人们还停留在“他们不是很熟悉吗”的明显意识中时，“再做一次”的危险远比原来的状态危险得多。这也是历史的可怕之处。因此，这也是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反复告诫好心人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但你必须保持警惕。”但后人往往是历史上的失败主义者。

如何防止历史失败主义者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工作程序是，历史学家必须守住底线，写出真实的历史。这也是我们阅读古川《毁灭与重生》的价值所在。

日本历史研究的所谓“红线”

先看古川写的侵华战争。比如写南京大屠杀就是古河昭和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第三章“战争年代：1937-1945”中，古川干脆用“南京大屠杀”作为副标题来讨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最后，发生了一个写东西就让人伤心的悲剧”。在这里，古川毫不掩饰地写下了“三十万”这个数字。他写道：“占领南京的日军至少屠杀了数万中国军民。如果算上进攻南京期间发生的事件，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总数可能达到30万。这是南京事件又称南京大屠杀。” （第122页）古河终于能够在他的历史专着中写下“30万人”遇难人数，是当今日本史学界的第一人，意义重大，不容小觑。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说日本历史研究中有所谓的红线，那么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就是一条默认的红线。日本出版的书籍，大多用“南京事件”字样来处理，连“南京大屠杀”字样都隐藏起来，更不用说“30万人”的命案数量了。比如在第六章《昭和史》（Heibonsha）于2004年2月出版，历史作家韩东和里，他是研究昭和史的第一人。日本和今年1月去世，他讨论了“卢沟桥事变”和“南京事变”，后者的副标题是“确实有‘南京大屠杀’，但是……”半藤心想“但是”什么?尽管“日军进入南京后发生了大量‘屠杀’和各种不置可否的事件”，“30万人大屠杀，正如中国所说的，东京审判时也是如此，这是不可信的。” ……”。韩腾的学术圆滑在这里无疑是显而易见的。与古河相比，良心的优越性一目了然。还有专门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学者秦羽言。早在1986年，他就着有《南京事件——大屠杀的结构》（中央公社）一书。在《大屠杀-否定》和《30万/40万-小说》的作文中，他还是选择了后者。他甚至嘲笑中国人“白发三千丈”的艺术夸张，说是“四万人”在这个问题上被杀。虽然他也认为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按摩”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但“作为日本人，我向中国人民深表歉意”。他也坚信，“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解，日中之间的友谊就无从谈起”（同上，第244页）。然而，秦羽言在另一篇《阴谋史观》（新朝通讯社2012）中写道，南京沦陷前的1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和苏联都把中国当作战场。你只能想象中国已经成为受害者。” （同上，第 172 页）。在这里，秦巧妙地把这个问题放在苏联身上，试图表明这在日本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上一篇：元朝是否算中华历史争议六百余年仍无定论，支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