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三星堆，古蜀国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

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3（3号坑）出土的铜尊局部。图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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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

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二次考古发掘

三星堆的初现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一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工作站。从1986年到现在，三星堆经过了几代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蜚声海内外。回头来看，我们院1986年到过现场且今天仍在工作的人，剩下得不多了。这三十多年来，我有幸从一个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到最后成为三星堆长期发掘计划的组织者。

三星堆是怎么被发现的？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当然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也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

大家常会说，兵马俑是某个农民发现的，马王堆是某部队修营房发现的，满城汉墓是盖工厂发现的。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这都不能被称为“考古发现”，最多算是提供了考古发现的线索。科学家、专家学者的发现，才叫发现。

1929年2月，一个叫燕道诚的农民为了安装水车，要排出水坑里面的淤泥，他往下掏，居然发现了一批玉器。他觉得这些玉器应该是古物，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朝代的，也不知道主人是谁。

真正发现三星堆，是在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专家葛维汉听说当地有玉器出土，于是过去发掘。但是葛维汉对这批东西也不了解。当时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阶段，西南地区基本上还没有人做过田野考古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挖出来东西，也不太认识。于是，他们找到当时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川籍学者郭沫若来辨认这批东西；坦率地说，郭沫若也没从事过田野考古，但凭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直觉，他认定这批东西很重要，可能是周汉之间的遗存。如果是今天经过正规田野考古训练的人来发掘这批东西，肯定不会把它断代到周汉之间，因为周汉间有上千年的时代跨度，这样判定太粗略了。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当年的专家能够定位到周汉之间，已经了不得了。

然而1934年的发掘也仅是初步的，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学者们不断地发掘、不断地研究，人们对三星堆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

1953年，四川省刚刚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但当时四川没怎么做过考古调查，人员也稀缺，工作从哪里下手呢？大家首先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广汉曾经有过考古发掘。于是专家就到广汉三星堆遗址附近去征集东西，收集了一批文物，但仍然没有进行正式发掘，这批东西后来就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

到了60年代，四川大学成立考古专业，要找实习的地方，又选中了广汉进行发掘。这个时候的认识就比以前要深入，更充分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冯汉骥先生推测说，这里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重要中心遗址。

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出现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人的目光，由此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确定了这是古蜀王国一个级别非常高的中心聚落，很可能是一个国都中心，在中国青铜文明中独具特色。循着这样一个定性，我们又开展了进一步工作。

90年代初的考古工作又发现了东、西、南城墙，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城呈现了出来，三星堆的定性也从此确定下来。更进一步的发现，还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找到了更多的遗址，确认了城墙的始筑与废弃年代，小城、大城当中错落的布局，以及城址周围的聚落——特别是确认了北城墙，这样三星堆古城的四面就都发现了城墙。

所以，科学准确地定位、定性三星堆遗址，前后经历了八九十年。其实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把这个遗址搞清楚，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在等着我们，但三星堆是古蜀国早期的一个都城，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个结论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两个祭祀葬坑

1986年，两处盛放大量青铜器、黄金、玉石、骨角器物的埋葬坑被发现，经碳14测定，学界普遍认为1号坑的掩埋时间在殷墟一期末到二期之间，2号坑掩埋时间在殷墟三、四期之间。这两处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珍贵文物，引发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讨论和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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