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商人的历史和未来-东亚汉萨同盟的商业社

最近在東北遊學，先后到了大连和吉林。其实最近10年，因工作关系每年都來大连，上世紀九十年代，非常多的日本企业在大连投資，建立了许多制造工厂，也因此大连吸引了東三省的很多人才。 然而这几年，很多年轻人才外流，外企撤离，再加上这兩年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恶化，遊客也大幅度下降，早年生龙活虎的大连现在却失去了活力！ 吉林，这是第一次，感觉像是穿越回了上世紀。本身制造业少，服务行业也跟不上全国的步伐，所以就业机会也少，吉林也是人口流出城市。 各地都在抢人才，而這些人才流出城市的地方政府以及各部門似乎並沒有危机感。 生活在这里的朋友们也在考虑离职的問題。这里看不到中国商人的身影。 中国历史上同样有着很有力量的商人秩序。而且，正是在今天中国所代表的全球制造业秩序的中心区域，也就是东亚这一块，我们将会有机会回到东亚历史上存在过的商人秩序的传统，打造出新的“东亚汉萨同盟”。

中国历史中的商人秩序 不过你肯定会问了，既然中国历史上也有着很有力量的商人秩序，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不太知道这件事呢？其实在道理上，和欧洲商人秩序被政治秩序所遮蔽的缘故是一致的，只不过在东亚的历史上，这种遮蔽发生得更早、更有力。 就在汉萨同盟发展成军事同盟，要和丹麦国王死磕的1367年，朱元璋在南京发布了征讨元朝的檄文，开始北伐。 到1370年，汉萨同盟打败了丹麦国王，获得了整个北欧地区的贸易特权；同一年，已经成为大明开国皇帝的朱元璋，下令废掉了江苏太仓的市舶司，相当于把国家海关给废掉了，就这样迈出了明朝海禁的第一步。此后，逐渐发展到“寸板不许下海”。 朝廷要海禁，但民间的海外贸易需求不是说禁就能禁掉的，于是，朝廷的政策和民间的现实活动走上了分岔的路径。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海上商人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遮蔽、乃至被污名化。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明朝中后期的“倭寇”。倭寇怎么都剿不完，因为倭寇的主体并不是日本海盗，而是亡命海外的中国商人，他们与大陆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商人秩序的一种极度畸形化的存在。 到了嘉靖年间中后期，这些走私商人在东南沿海的岛屿据点陆续被朝廷派兵剿灭，他们走投无路，开始大规模地武装走私，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嘉靖大倭乱”。直到隆庆年间，朝廷开放海禁，商人获得了合法地位，倭乱很快就平息了。 在当时，这些海商无论在贸易层面还是军事层面，都主导了整个东亚海洋，甚至节制着来这里经商的西方人。但他们始终受制于朝廷的政治意志，长期没有任何的合法身份，甚至被污名化，无法建立起健康、可持续的自治秩序。 直到大清入关之后，事情发生了昙花一现的转折。

商人秩序往往是在复杂的多元权力结构的空隙当中生长起来的。 大清入关之后，穷途末路的南明政权亟需海上力量的支持，于是，出身大海商的郑成功得到了机会，因为支持南明政权得到了“国姓爷”的地位。但是等到大清底定天下，重归一统，权力结构的空隙消失了，商人的地位就再次急速下降，直到近代。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商人没有现实中的影响力。 在清朝被西方强行打开国门之后，西方人却发现，中国存在广泛的商会和行会，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完全无法绕开这些中国商人。这些商会和行会甚至遍布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西方商品想要进入其他东亚地区的市场，都不得不和中国商人合作。 比如，在19世纪下半叶，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织品搭载英国商船到达上海之后，必须得通过中国商人才能分销到中国内地、日本、朝鲜等市场。上海网络是曼彻斯特和远东之间的一个交换枢纽，它协调起来的并非是国家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庞大的民间贸易网络。 在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上，华人的商业网络也不可替代。比如，在被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进出口货物都需要通过华人分销商才能流通。

中国商人的网络覆盖能力，即使在政治秩序的遮蔽之下，仍然在不断蔓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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