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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片甲骨文，如果全部靠人工识别并将碎片拼接起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宏大工程，更不用说15万还只是专家估计的数字。学界传来的好消息是：随着计算机领域学者的加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识别碎片的边缘、完成甲骨文残片缀合，这种新技术已开始在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使用。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早已使人类社会的结构以及精神面貌发生剧烈变化。整个社会的智慧网络化正在引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季卫东说，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新文科，并不是在原有的文科中添加一些新兴技术，而是必须推动实质性学科交叉、真正进行跨界协同的复合型研究，进而创设新的学术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新文科的基本特征是问题导向，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密切合作以及对未来进行创造性构想。”季卫东说。

推动研究范式转型，摒弃书斋里“创造”的理论

时下，当学科交叉越来越成为新文科建设所聚焦的一大重点时，不少走在学科发展前沿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推动研究范式的转型，成为新文科建设的一大看点所在。启用全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后，客观上要求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要有更强烈、更明确的问题意识——聚焦现实问题，通过跨学科的研究，给出新解或者更优解。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磊领衔的课题组长期从事电子政务治理研究。随着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已是热门研究领域。而要研究电子政务治理，必然会涉及到数据开放，细究之下，这不仅会涉及技术、管理、基层治理等细分领域的研究，还需要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哲社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如今，郑磊所在的课题组聚集了多个学科的学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跨学科团队。

“聚焦现实问题，使得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学科交叉成为必然，从而最终形成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新范式。”郑磊说。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陈方若也有同感。在他看来，高校作为“理论工厂”，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了精细的学科分类，并进行着专业化的理论生产。而理论是否站得住脚，最终需要进入社会实践的“试验场”进行测试。“如果学者不关注现实问题，一些纯学理层面的建议或结论，只能自洽于自己的小天地，最终形成理论的‘内循环'，却于现实无所裨益。”

陈方若担任院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学校电信、船舶、机械等各学院的学者合作，打破学科壁垒，并且联手深入各个行业进行调研，为中国的行业发展提供更前瞻性的决策咨询。“学者在书斋里‘创造'的理论，要不断经过实践的检验和修正，方能成为真理，否则只能是假说。”

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

“之所以提出新文科建设，是因为传统文科不论是在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实际问题上，还是面向未来培养人才方面，从某种程度上都有些落伍了。”郑磊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人文哲社研究，究其根本都与“人”有关。而和“人”相关的问题，在步入信息化时代后显得愈加复杂。

同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李辉，他的头衔是“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而由于早早地开启文理交叉研究，在很多场合，他更是一位人类学研究专家。李辉曾经参与过曹操墓的鉴定，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考古学、历史学，为历史上直至近代都没有定论的曹操墓之所在“盖棺定论”。而汉藏语系的起源和发展，则是语言学结合了分子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后才得以厘清。目前，李辉正参与人类表型组研究大科学计划中的中医相关表型组研究。这个服务国家需求的重大项目，同样也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才能解决一揽子学术问题。

“新文科的发展，不仅是为了回应社会现实层面的关切，同时也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必然。”李辉以历史学举例。传统的史学研究多从文本出发，经过多年传播，离历史本来的“面目”或已很远。因此，借助语言学、遗传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式来重新构建中国早期的历史，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学科交叉融合，就可以在理论和方法上实现突破，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从而进一步助力构建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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