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2010年3月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主要从事中古时期内陆亚洲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碑刻研究，擅长解读古代突厥如尼文与回鹘文文献。2018年8月，白玉冬教授曾组织“兰州大学胡汉语碑刻考察团”，赴蒙古考察“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并先后举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历史语言研究工作坊”与“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坊”。此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学系达成“蒙古高原碑文合作研究协议”，计划在未来数年间对蒙古境内相关碑刻题记展开合作研究。作为“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项目的首席专家，白玉冬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对一项目的缘起、研究团队与学术意义做了介绍。此次访谈蒙罗新教授大力襄助，谨此致谢。

您现在正在主持的学术项目，是“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能否请您谈谈这个项目的缘起？

白玉冬：

自有“华夷之辨”的春秋时期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华夏为核心，众多兄弟民族先后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泛起阵阵涟漪。简言之，是中华大地上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璀璨历史。

北朝隋唐，纵跨六个世纪，是中国历史由分裂割据转向统一团结的特殊阶段。此前移入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渐次华化，降至唐代已经与华夏融为一体。北朝、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强盛，进一步促进中亚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移居东方。他们或从事商业贸易，或开辟殖民聚落，或入伍从军，有唐一代最终成为华夏的一员。伴随着唐朝的兴盛与衰退，高车、突厥、吐蕃、回鹘、吐谷浑等等民族或部族，掀起新一轮内迁热潮。北朝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周边的原本操不同语言的上述不同地域出身的民族、部族、人物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来说是一部兄弟民族从接触、认知、感受，发展到消化、吸收、认同华夏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直接记录这些人物生平的大量的胡汉语墓志铭等碑刻材料，可以为我们研究这段民族交融的历史提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隋唐帝国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东西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东来的粟特人，不仅带来了三夷教，而且还为北方草原带来了粟特文，甚至婆罗米文。依据学术界现阶段掌握的材料而言，这一时期粟特文、婆罗米文与汉文一同成为了北方兄弟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而且，唐代，突厥、回鹘、黠戛斯、突骑施、葛逻录等北方兄弟民族或部族以及西南兄弟民族吐蕃开始利用本民族文字（古代突厥鲁尼文、古藏文等）书写自己的语言。在漠北草原、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山、天山、青藏高原等地区，他们留下大大小小总计约三百五十方（条）碑刻题记。其中包括墓志铭、记功碑、题记、金文等。其内容，或记录他们与唐朝等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或描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朴素的生活。另外，内蒙古、西安、新疆等地也留存有一部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刻写等历史遗物。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我们知道，鼎盛时期的唐朝，势力西及中亚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并建立起有效统治。在研究隋唐时期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历史问题时，上述民族碑志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不逊于汉籍等传统文献。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关于上述民族碑志，尤其是相关古代突厥鲁尼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碑志，我们国内的研究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目前，国内学术界缺乏一套关于这些民族碑志文献的综合性整理成果。我们的这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

这个项目的副标题叫“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

北朝至隋唐，时间跨度长达六百年，地域广阔，民族纷杂，多种语言文字交集并行，民族碑志数量庞大。我们认为，在长达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北朝和隋唐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北朝，虽然结束了汉末以来中国北方的长期割据状况，但后来又分化成东西两大派别互相敌对。此种分裂局面，致使北朝在与北方草原的柔然汗国及其继承者突厥汗国之间的较量中并未占据优势。不论在军事支配性方面，抑或在思想统治性方面，北朝尚不能称之为强盛中国之代表。隋朝上承北朝，下启唐朝，结束了中国的南北割据局面。唐朝接受隋朝衣钵，治国典章制度等均取自隋朝。故，学术界通常把隋代和唐代视作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隋唐是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传统“天下一统观”再次获得强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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