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和激进的双标：分析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及其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由于他毕生致力于较少西方文化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人，他们怀着严复的思想，开展近代社会的救亡运动。严复的一生对多种社会思潮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一生都没有脱离他所处的年代决定的探索救亡的历程，其终生执著的信念就是“救国为体，中西学为用”，“中西并重、交融互释”，不附势、不逐流，认定用渐进改造的方式探索为中国救亡的出路。

综合来说，从后世激进革新主义的视角下，严复是一位从思想文化领域着手，以改良主义道路救国的思想家，但是他思想中有着浓厚的西方个人自由思想。而他本人被近代社会同时定义为自由和保守，这既反映了严复思想的复杂性，更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对保守和激进定位的混乱和扭曲。

中国近代社会，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系列战败条约让中国人认识到并承认中西方在力量上的悬殊差距，向战胜过自己的西方列强学习成了无可奈何，然而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但效果不彰。

曾经游学英国的严复敏锐地指出，船坚炮利只是西方强盛的表现，而非原因。他把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贫弱的根源最终归结于自由的有无，而严复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自由。

而我们通观严复的著作以及同时代人其他介绍西方自由思想的著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英国的个人自由主义和欧洲大陆的个人自由主义，其中以严复和梁启超的积极宣传译介最有力。严复以译介英国穆勒的自由主义著名，其中他所翻译的《群已权界论》对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启超则主要宣传法国特别是卢梭的平等、自由以及契约论思想，另外也介绍霍布士、斯宾诺莎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并对它们大加发挥。

与梁启超的自由思想不同，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除了直接的表述以外，更多是把他和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疑似”自由的概念相联系，把它们看作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自由之根源，来论证自由主义的正当性。

他从老庄学说中寻找自由主义思想，他在解释老子“往而不害，安平太”一句时，认为“安，自由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更认为西方卢梭自由学说“以遂其自由平等之性者，与庄生之论为有合也。他举出庄子《天道第十三》中“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一段诠释“自由”，解释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者，几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下必有为为天下用者，凡属国民宜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其应尽之义务也。”

严复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视角审视西方资本主义，通过东西方的对比，他总结了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是：“苛扼要要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有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然不自由异耳。”

在严复看来，西学的根本当为学术和政治(“刑政”)，其学术精神是“黜伪而崇真”，就是崇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政治精神为“屈私以为公”，就是提倡民主政治制度。这也就是后来“五四”提出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而二者得以“行之而常通”，则在“自由”。严复认为：“故中国之积弱，非弱于财匮兵穷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之公理，而私权奋压力行耳。”科学和民主在中国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没有自由。

到了晚年，探寻中西圣哲在思想上的结合点，成为他当时主要的研究方向。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严复对老、庄最为青睐。1903年，在《群已权界论》出版的同时，他开始评点《老子》。

1916年，在经历了洪宪帝制风波之后，严复对《庄子》进行了评点。与一般的老庄学研究者不同，他对先秦道家著作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其动机是尝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找到与西方自由观念相通的一鳞半爪。在比较老子哲学与西方近世哲学之后，严复指出：“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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