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到处充斥着“理论无用论”，人们对理论研究越来越敬而远之。近日，英国发展研究院通信与影响力部门负责人詹姆斯·乔治拉基斯（James Georgalakis）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撰文称，想要弥合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鸿沟需要优化各方的沟通交流机制，真正提高循证决策水平。

循证决策存在障碍

在很多政策研究专家看来，理论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且复杂的，两者之间的割裂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大都不重视与循证相关的学术成果，而研究人员有时也低估了实践的重要性。从目前看来，专门从事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的学者不仅寥寥无几，而且还被细分到不同的学科当中，与那些试图利用理论研究推动政策实践的人群缺乏互动。

乔治拉基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循证决策的优点以及面临的挑战，因此，现在把各学科、各部门融合在一起共享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目前，针对研究人员和相关实践人员提供的指导少之又少，我们需要尽快研究如何将基于理论的方法直接与良好的实践相结合。

在过去30年中，世界各国政府和资助者都日益重视由科学研究产生的证据。英国杜伦大学教育证据中心负责人史蒂芬·戈拉德（Stephen Gorard）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优质的研究证据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同时还长期存在一些质量不佳的研究。戈拉德以教育领域为例，解释了循证决策存在的一些问题。教育领域的政策制定者通常会表达自己想要使用优质证据的意愿，但有时并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实践层面，很多教师主要依靠个人经验、其他教师的建议等制定教学计划，而不是以证据为主导。

戈拉德解释称，人们在使用优质证据方面存在一些障碍。例如，研究内容频繁变化，缺乏寻找、阐释和实施证据的技能，人员的快速流动和行政关系变化等。此外，人们可能对一些可用的证据熟视无睹，或者由于缺乏改变现状的权限和资源而无法循证采取行动。戈拉德认为，使用有缺陷的研究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是时候改变现状了。

提高各方互动水平

严谨可靠的证据不仅可以帮助决策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还可以帮助决策者选择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案，避免产生伤害。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证据学教授露丝·斯图尔特（Ruth Stewart）表示，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投入大量资金推动知识生产，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等形式形成潜在的解决方案。

乔治拉基斯建议，从目前来看，把研究人员、公务人员、项目主管等各行业专业人群聚集在一起共享学习的机会比较少见，却很有必要。他们可以通过讨论解决自身面临的政策困境，构思切实可行的计划，并探讨如何让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增值。当然，对于那些仅希望在健康、可持续发展或减贫等领域提高循证水平的人群来讲，让他们沉浸到纯学术理论的环境中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只能做到详细了解各种复杂性理论或公共政策文献而不采取实践行动，就不可能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人们需要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更多的互动空间，在不过度学术化的同时提高知识的共享水平。

斯图尔特在研究中发现，政策制定者与研究人员在互动中都在意机会成本，如果他们发现互动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可能就不会花费更多时间进行互动。从研究人员的视角来看，政策制定者都有相对固定的人际网络进行互动并共享信息，如果研究人员只与同一组政策制定者接触，则研究成果难以在更大范围传播。研究人员需要确定与其打交道的政策制定者是否能够充当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如此才能创建更有效的人际网络，推动循证决策。

斯图尔特认为，通过加强投资提高政策制定者使用证据的技能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拥有所需的能力和工具，就更有可能提高使用证据的水平。同样，如果想要提高循证决策的效率，研究人员也需要了解决策过程。遗憾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并不经常离开自己的科研环境，也很少与政策制定者直接接触和合作。在斯图尔特看来，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建立指导关系，这是进行知识交流的有效策略。其中最关键的点在于，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把证据的使用摆在突出位置。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政府学院讲师弗拉维亚·多纳代利（Flavia Donadelli）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政策制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科研人员，因此现在正是深入讨论循证决策的良好时机。诸多与循证决策相关的文献显示，如果政策制定者与科研人员达成科学共识，形成良好沟通，则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鸿沟必将缩小。多纳代利认为，不仅要对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直接联系进行分析，而且不能忽略能够决定科学证据如何使用的更广泛的制度背景。没有必要的制度前提，即使有充分的理由，把科学证据纳入决策的努力注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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