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狠批：金一南《苦难辉煌》，对历史几

引言

如何评价一部作品的好坏呢？这一点上，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人眼中，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独立个体，正因为我们思维、认知上的差异化，也让我们很难对一部作品有着统一的看法。

即便是如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般畅销三十余年的经典之作，一样也有北大教授温儒敏等人持有不同意见，他本人就认为《平凡的世界》情节老套、语言一般。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部作品无人问津、无人评价，那么这部作品肯定就是失败的，无生命力的。反之，一部作品能够引起广泛讨论，这种讨论无论是褒奖的还是批评的，至少从出发点上这部作品就是成功的，有着深厚生命力的。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作为一部讲述近代中国史的纪实性文学作品，《苦难辉煌》自其问世之后便迅速成为一本“叫好又叫座”的书籍，不仅被中组部、中宣部推荐，还斩获了2011年的“中国出版政府奖”。

不过，对于这本书也一样有“反对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便就其历史真实性、写法提出了质疑。

杨奎松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从金书中部分章节便可发现，作者对历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书中不乏不可理解的错抄、误读，甚至还有不可容忍的剽窃。那么《苦难辉煌》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作品呢？

《苦难辉煌》—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在文学创作中，纪实文学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是兼具了史学著作中的“真人真事”要求，同时为了一定的宣传效果又有着必要的渲染成分，一如《大秦帝国》、《走向共和》这些作品都是纪实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如果说史学著作要求的是严谨性、真实性，那么纪实文学则在兼顾真实的基础上，强调的更多的是宣传性、大众性。

在杨奎松教授的观点中，指责《苦难辉煌》一书并不严谨，作者并无历史研究，其中更缺乏对书中亲历者、当事人等的采访记录，对于引用的史料等也有着明显的“错讹之处”更是无出处标注。

显然，这里杨奎松教授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因为，《苦难辉煌》不是一本史学典籍，它是一本纪实文学作品，它的目标人群是人民群众，是青少年，而非历史研究者。

它的用意是通过这样一部作品，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上的惨痛历史基础上，培养后人的家国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

这部作品的开篇便说：“我们曾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这句话如果用史学著作的标准来看，无疑就是错误的。但是，在纪实文学中这句话却通过这种有张力的描写，让受众达到了感同身受的体验，却又是极好的。而杨奎松教授对于《苦难辉煌》之中引用的史料有“错讹”，无标准等说法则就是建立在错误的作品归类上的看法。

杨奎松教授指出，在《苦难辉煌》的第六页关于刘镜人对布尔什维克的翻译上当为多数派，却被金一南翻译为广义派。

对此，杨奎松教授特意在一系列的史料佐证中证明了这一点，并认为金一南的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

又有在第七页上，《苦难辉煌》在记述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却有着近一半的文字与史料不一样。此处，金一南将孙逸仙博士作孙中山博士，将越飞君作越飞先生，并将《联合宣言》直接作了汉译。

可是，这里我们不免要反问一句，是孙逸仙更为人知还是孙中山这个名字更为人知呢？

显然，孙中山这个名讳更为人知。此处之所以所孙中山，并将孙越宣言直接表述为白话形式，无疑是更加适合传播的。

这一点上，《大秦帝国》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上更为明显。古秦人与现代的今人，无论是说话方式、说话遣词造句都已大有不同，难道还要用古语吗？显然，不能的。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在这一点上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

至于杨奎松教授所说的“抄袭”，则就更显“刻薄”了。作为纪实性文学，引用史实、史料无可厚非，当历史发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存在某些人专有，包括历史学家亦是如此，他们也只是历史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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