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俗文学研究的时代价值

俗文学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民族个性与民族审美习惯。在扬州近日召开的“新文科视野下的俗文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俗文学学会2020年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俗文学文献整理与考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俗文学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和文人利用民间文学形式创作的通俗文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段宝林表示，俗文学是文学的根基。从文学质量来看，俗文学有大量粗糙的作品，也有许多经过长期集体流传加工、质量上乘的佳作。

俗文学反映的是广大民众普遍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是了解民族、国家、民众生活和思想情感的重要研究对象。据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廖可斌介绍，现在提到的俗文学，主要是指辛亥革命以前的俗文学。广义的俗文学包括古代小说、戏曲、说唱、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狭义的俗文学主要指说唱文学。

说唱文学中的评话、道情、宝卷、弹词、鼓词等多种文体，深植市井民间，融入民众生活，凝聚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生活情态。扬州大学俗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定勇提出，通过俗文学本体研究，可以纠正学界对通俗文学的轻视，构建中国文学的完整框架。通过俗文学流变的研究，可以了解大众文化的生成机制、变化轨迹、发展动因。深入阐发俗文学与民众信仰、教化、娱乐的内在联系，可以深刻了解民族心理的构成及变迁，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挖掘俗文学的民族性和当代性，可以进一步阐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机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当前学界对经典文学研究较为充分，而俗文学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开拓的空间。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泳超看来，俗文学作品是受众面最广的文学样式，与当时当地的民众关联度很高，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民众的声音。因此，俗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还是一种社会资料，可以从跨学科视角开展多维度研究。

俗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但其真正进入现代学术殿堂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据廖可斌介绍，五四运动后，出现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俗文学研究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俗文学研究迎来新高潮。小说、戏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唱文学、民间歌谣等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就研究方法而言，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堪称俗文学研究典范。发展至今，在小说、戏曲领域，已有大规模或专题性的文献整理汇编；在说唱领域，弹词、宝卷、子弟书、木鱼书等受到较多关注。学界设立了众多科研项目，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

俗文学各部类作品的存续情况也不尽相同。王定勇说，早期的说唱文学如变文、诸宫调、陶真等已消亡绝迹；宋元时形成的说书、道情、宝卷，以及明清时出现的弹词、鼓词至今尚存。俗文学不同文体的研究现状参差不齐，小说、戏曲已成为独立学科，研究者众多；说唱文学研究则冷清许多，它们多依附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学科中。其中，说书伎艺与通俗小说，特别是章回体小说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往往被小说研究者重视；其他文体研究还属冷门，主要是因为文献资料匮乏。俗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摸清俗文学的文献家底，建立基础文献资料库。相关学者应拓宽视野，基于当代跨学科研究潮流，重新认识和丰富文献的形态。

近年来，俗文学研究出现新变化。例如，部分学者开始借鉴海外研究理论与方法，抓住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意象和情节进行分析研究。部分学者摒弃传统文学作品分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做法，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典型意象的文化内涵。然而，从地方性知识或个案中挖掘规律性现象的讨论，或通过具体作品贯通总结规律性现象的论著还是偏少。廖可斌表示，俗文学研究不仅涉及作品分析，还涉及语言、民俗、宗教、教育等领域的问题，缺乏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因此对学者的理论修养和研究水平要求更高。这也要求相关学者在注重资料搜集的同时，要加强理论修养，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更充分地占有资料，抓住重要问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建议，俗文学研究有必要尝试一些贯通研究。首先应贯通不同民族的俗文学作品，通过同一题材不同民族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获得一些新发现。其次应贯通俗文学和雅文学。雅文学和俗文学是相对的，在文学史发展和每个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雅俗都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在研究中要注意雅俗交融、雅俗相互影响的现象，并从中总结规律。最后要注重文体之间的贯通，在新文科的视野下，打破文体壁垒，才能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获得更多研究资料，达到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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