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家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则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就历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他也回应了何谓“史料”的问题，指出:“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对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调度能力，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

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当年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正体现着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学人，颇由于议题难寻、材料匮乏而感觉困扰。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寻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读再解原有的历史材料。

所谓不断开拓，首先是对于新材料的开掘与运用。新材料中的一类，是诸如甲骨文、简帛、出土文书、内阁档案等新发现的材料，前辈学者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与期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这些新材料，不仅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与缺失，更促使着新问题的产生，决定着新的问题回应方式，影响着其后史学发展的路径。

这类新材料的发现，未必能够随即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许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正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类，则是尽管长期存在却一直被忽视的“边缘材料”。这类材料从人们视而不见的背景下“涌现”出来，更是依赖于问题意识带动下的新视角和新眼光。社会史领域的学者们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经典话语系统”，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围从精英著述扩大到边缘材料。这里既包括文字资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传统文献之外的档案、方志舆图、墓志碑铭、宗教典籍、医书、笔记小说、诗词乃至书信、契约、婚帖等)，又包括对于各类实物、图像、出土材料、考古遗迹乃至情境场景(发生环境、社会氛围等)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字资料的互补和互证。

材料出“新”，有赖于眼光的“新”。敦煌文书的学术价值，绝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够揭示;内阁大库档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着不同学术眼光之间的差距与更迭;如果没有傅斯年、陈寅恪和李济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观，没有他们心目中新的史学追求与问题关怀，殷墟发掘也不可能具备“近代”之意义。

新材料可以带动新议题，但有些领域不够幸运，没有足以刺激新议题、冲击原有研究体系的新史料发现，这就更加有赖于传统史料的再研读。严耕望先生曾经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黄永年先生在谈及治学经验时也说，他从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现，而是继承了陈寅恪、顾颉刚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通过对于“旧”史料的再思考、新链接，能够使其凸显出以往不曾发现的新意。梁庚尧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农业生产问题的再检讨》一文中说:“本文所引据的资料，虽然多半出于前辈学者所已使用的范围，但会有一些个人不同的组织与运用，以及进一步的比较与阐释。”同样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组织方式不同，呈现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任何专题，都寓含在历史的整体脉络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网络电子资源的丰富，使得今天的资料搜讨手段远远胜于以往，同时也对研究者的解读、分析、综括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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