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笔谈：中国史与世界史的

作者：陈怀宇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编者按：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新时代中国史学，既要立足中国，又要放眼世界，推动历史学相关学科融合发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对话与融合，是历史学永恒的命题，将中国史与世界史互寓其中，有助于对中国史有更深刻的诠释，有助于对世界史有更全面的认识，有助于在对人类历史的科学探索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释人类文明的真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碰撞和交融，既是历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本刊始终秉持的理念。新时代中国史学呼唤新理论、新思想、新阐释、新方法，希望更多史学同仁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术鸿沟，在促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有机融合中，达到追求真知的新高峰。为此，本刊约请五位学者围绕“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展开讨论，以飨读者。今天我们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系列的第二篇文章《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分享给大家。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中国的中国中古史研究无论是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水平，都较为突出，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张耀眼名片。如果从学术贡献的角度看，中国中古史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把握：一是对中国中古史本身的贡献；二是对中国史的贡献，即中国中古史研究如何启发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三是对世界史乃至历史学的贡献。笔者认为，就目前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整体情况而言，如要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作出持续的、更大的贡献，打破时段、国别以及专业区隔，尤其是促进世界史和中国史融合发展，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和道路。

首先，从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说，需要中国的中国中古史学者作出两方面努力：一是尽可能了解和掌握多种外语，既有利于及时掌握国际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思想资源及前沿动态，也有助于向国际学界展示国内中古史研究的成绩和风采；二是在研究和撰写中使用更为严格的技术词汇，与世界史及其他学科全面而系统地对话和讨论。

其次，中国中古史研究早已不限于汉文的运用，无论是一手史料还是二手文献，都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多地掌握几种非汉语言，才便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整体领域。以唐史而言，唐朝是一个多语言（multi-lingual）、多族群（multi-ethnic）、多宗教(multi-religious)的世界性（cosmopolitan）大国，史料语言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突厥回鹘文、帕拉维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等，如一些中原地区出土的胡人墓志即刻有胡汉双语。

再次，中国史研究可以从欧美、日本等海外史学研究获得借鉴。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主要借助于欧美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其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常常得到这些思想资源的支撑。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可为中国中古史研究提供思想资源，极大地推动中国中古史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国中古史研究亦可为世界史研究提供议题、方法、史料等方面的启发，从而实现有益互动，融合发展。

由此，本文拟从时间、空间、范式三方面阐述中国中古史研究从中国走向世界之新方向与新思路，即超越朝代断限，超越国别藩篱，超越陈寅恪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时间、空间、范式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超越断代史

当代历史学界早已意识到打破断代史藩篱的重要性，但也对由此可能引起某些议题失焦和隐没表达了担忧。比如台湾地区宋史学者刘静贞就指出，“朝代史之断代原是以政权的得与失为其基本考量，历史叙述与研究自然不可能舍弃政治史这条主轴。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与历史记述之间，其相应或扭曲的关系，如何在研究中得以分明？又当如何把握政治史的角度，关注朝代特色而不自限于朝代？”

的确，以传统政治史为中心的断代史主要关心朝代更迭，不过朝代更迭未必会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根本性影响。制度、科技、文化实践具有历史延续性，这在唐宋之间尤其明显，如科举制、枢密使制度、宣徽使制度，大运河开发与利用，印刷术对思想、学术以及宗教民俗之影响等。传统政治史偏重研究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必然受到朝代的限制；而制度与文化则有连续性，即便在某一朝代灭亡之后，仍可能长期存在并演变成新制度与新文化。此外，对政治事件、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也会在后代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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