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弼德（Peter K. Bol）

本文来源：本文选编自《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注释从略

转自：勿食我黍

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到1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士已经成为宋朝的社会政治精英。但是在10世纪30年代五代十国期间，这还不一定能被预料到。宋朝的立国之君将士从政府的所有政治群体中单独地区分出来，作为他们特殊偏爱的对象，并将对士的支持制度化。要理解为什么这些立国之君支持士，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的目的以及当人们不再能靠好的门第而通行无碍的时候，士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社会群体，究竟发生了什么。

宋朝的立国之君，赵匡胤（太祖，960—976年在位）和赵匡义（太宗976—997年在位）兄弟是武将，他们最重要的支持者（亲信）是武将，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长大，在这里，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显然与他们对军事力量的控制紧密相连。王赓武（Wang Gungwu）和埃德蒙·沃西（Edmund H. Worthy，Jr.）已经证明，一些对于统一北方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就产生于地方的军事政府或者那些允许非官僚篡夺官员权力的机关。王赓武已经表明，那些成为五代皇帝的藩镇是如何将用于管理地方行政的僚属转变成具有广泛的行政与军事权威的宫廷长官。他描述了藩镇私人部队向皇帝的军队（侍卫禁军）的转变，侍卫禁军能够吸收其他藩镇的部队，他还描述了皇室控制下的殿前军的建立，殿前军是为了防御禁军的威胁。追踪考察这两者在宋代的发展，沃西展示出两位篡夺了后周（951—960）政权却继承了它的政策的宋代立国之君，如何成功地建立起对这些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以此为基础，他们接着控制了南北方独立的国家，并重申了中央对地方政府和财政的控制。

宋太祖十分擅长在履行权力的同时保有对权力的控制，他靠着这样的素质从这些事件中脱颖而出。他对于军事的控制印证了这一点。在通过控制殿前军而篡夺了王位之后，太祖要保证今后不能有军队将领效法他的行为。他不是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军队组织来实现这一点，而是在军队中重建了上令下行的指挥系统，通过让关键职位空缺或者将它们任命给品阶相对较低的官员，以及将地方最好的部队抽调上来。他亲自审查他的将官并要求他们控制其下属。战役的战术在首都制定，而且奔赴疆场的出征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将领率领下的部队组成的混合队伍，部队中配有不受战地指挥官指挥而直接向皇帝汇报的监军。

分散权威的政策在朝廷也被施行：枢密院，这个五代时期的重要的宫廷机构，被剥夺了它在文事方面的权威，并且宰相被剥夺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力。对于残留的四十多个节度使，他不是将他们取消，而是将其调到新的地区，并逐步剥夺其下属的州郡，这个官职不久就只是徒有虚名。沃西提出了一条材料来证明他对于一个传统观念的怀疑，这个观念认为宋朝建立的最初阶段是文对于武的胜利，因为太祖对军事一方面削弱，一方面更多地利用奖励和任命之权来控制它。他喜欢实干家，而不是有文化的人。而部队正是优秀实践家的渊薮，他们的成就已经被实践证明。而且，正像沃西所指出的，当他的弟弟太宗继承皇位完成了统一，他表现出对“文”的特别偏爱。他比太祖更多地帮助促成士的回归。

要明白为什么太宗将“文”与士等同起来，以及为什么士也许看起来好像是致力于宋代统治制度化的人，我们需要明白他们在五代的政治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首先，在北方，尽管中央集权在增长，来自广泛背景的人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跻身政治高位。个人和家族的关系，从军经历，财富，地方权势，行政专长，以及教育，都被那些希望享有政治权威的人利用。在节度使一级和在中央，战争和权力的频繁更迭，使仕途开放并保证其在有权势的家族之间流动。研究唐五代和宋朝历史的有关人物传记，都会印证这种流动性，并证明发迹掌权的绝大多数人拥有军事职位并来自那些有武职传统的家族。其次，那些在晚唐和五代为官的北宋优秀士大夫的祖先，多是低级的地方官员，州的僚属，以及在各个朝廷中的文官（civil-official）。换句话说，在朝廷和州一级，已经有了与军事家族明显不同的家族，他们具有这样的传统，即占有那些需要教育和文学才能的学术和行政职位。再次，那些由于及第或教育而担任文职的人，被看做士大夫，并且与担任武职和内诸司任命的各种人相区别，尽管武将和内诸司使在文事上有直接的发言权。军事领袖特别将士视作一个与之不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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