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另一种“制度史观”——“制度取径”

不过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史观乃是有意识的相对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而提出，这种“自觉”使得制度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呈现出与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类似的研究倾向：其一，关注长时段；其二，探讨诸如政治体制、社会形态这样根本性的问题。长时段，以及直面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这对历史研究极为必要，但在当下细节化、碎片化的研究环境中，却不可避免的限制了制度史观的应用。那么，处于当下研究环境，制度史观如何能被更多制度研究应用？笔者认为，发展限制更少的“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或是可选途径之一。在此取径下，研究者只需遵循制度史观的字面意义——通过制度观察其他历史图景，即在明确制度的结构、功能、等级、沿革等自身内容的基础上，以此为线索或视角，进一步探求围绕在制度周边、与制度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政治、社会、民族、文化等。换言之，“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或可被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制度史观的中短程取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历史阶段未必一定是落脚之处，历史的阶段性或连续性亦非应有之义，长时段的观察也不再是必然要求，中时段的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个王朝统治时期，短时段的某位帝王在位期间甚至某年某月，皆可成为观察窗口。

一、“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

制度史观以中程或短程时段为观察窗口，这并非笔者异想天开。事实上，阎先生自己所定义的制度史观，在政治制度外加入政治势力作为衡量因素后，制度史观取径中短时段也成为可能。毕竟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相比，政治势力的变动极为频繁，前者可以“百代皆行秦政制”或“两千年一贯制”，或者虽有变态、异动，但起伏波动中仍存在一个延续性很强、称为“常态”的“中轴”。政治势力却很难以两千年为一观察窗口，阎先生曾以东汉历史为例，“东汉二百年间的政治制度相当稳定，然其初年与后期的政治势力格局却变化甚大：东汉后期，清议名士以其巨大影响力影响社会生活、参与政治斗争，以及士族的崛起。”[4]而从中国历史看，类似东汉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或王朝内，政治势力都很快发生变动。西汉军功受益阶层退出历史不过百年时间，东汉军功显贵甚至在立国伊始即迅速完成从台前到幕后的转换，而东汉中后期宦官、外戚、名士更是此起彼伏，转瞬即逝。及至三国，曹魏有曹氏、司马氏之争[5]，蜀汉有荆益新旧派别之斗，孙吴也有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的兴替[6]。晋世以下亦莫不如此，围绕政治权力，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常常旋起又骤灭。要之，政治势力变动所呈现的中国历史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在长时段视角下，这些都是难以窥见的。因此，随着政治势力进入制度史观的观察范畴，中短程取径不仅成为可能，也是必要的。

没有了长时段与政治体制、政治形态等根本性问题的限制，中短程取径的制度史观或曰“制度取径”的历史研究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也有更多研究可被纳入范畴。陈寅恪先生分梳南北朝隋唐礼制、职官、刑律、音乐等制度的流变，高屋建瓴的提出隋唐典章制度三源说[7]；论述宇文泰援引《周礼》复古改制，揭示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即试图建立与承孝文以来洛阳文化之东魏北齐及神州文化正统所在之江左相抗衡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8]；对府兵制的探讨，亦在结合关中本位政策的基础上抽绎出主导北周隋唐三朝政治权力核心之关陇集团[9]。唐长孺先生考察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发展，亦注意其与现实政治的关联——从曹魏时与大族名士的对抗、妥协到西晋以下服务于权门世族；而对包括土地制度、兵制、赋役制度等发生在唐代中叶以降的一系列变化，从中提炼出影响深远的“南朝化”命题[10]。周一良先生探析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亦旁及政治、社会中的文/ 武、士/ 庶、高门/ 次门、南人/ 北人等问题；讨论北朝领民酋长和六州都督，则又窥视北魏之民族政策及北魏后期北人之动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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