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四大悬疑
悬疑一:中华文明是来自西方吗？
最近，个别学者提出，四川境内的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难道中华文明真的是在数千年前从遥远的西方传过来的吗？
这种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假说并非新鲜物，它只不过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一个新版本。有学者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缺乏有力的考古方面的证据。虽然在我国最早的文献记录《尚书·虞夏书》中记载了尧、舜、禹相继为帝的情况，但是经后代学者考证，《虞夏书》中尧典、《皋陶谟》和《禹贡》并不是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即使是比较可信的《尚书·盘庚》至少也经过了周人的改动——所以尧、舜、禹及以前的黄帝时代，都只能算是古史传说时代。
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 ”、“巴比伦说”、“印度说”和“中亚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安特生提出，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
安特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曾经非常流行。但是随着中外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年代学方面的革命性发现，“仰韶文化西来说”基本被推翻，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噎远远比20年代更清楚更进步了。
安特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承认晚于仰韶的马厂期的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说明，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都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华文明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外来文明也吸收优秀的中华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从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色。随着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自元谋人开始的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也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各地文化成序列发展，自生因素一目了然，如果再要说中华文明是外来文明是毫无道理的。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这是我们从小就接受到的教育。这种说法是不是完整地概括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全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难道真的只有一个？边疆的少数民族也是从黄河流域走出来的吗？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学者们多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等说法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这种观点是有历史渊源的。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二苗、鲸有罪，“ 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二苗于二危，以变西戎：哑鲸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历史观影响甚大。一直到近代仍然还有一些专家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才有了边疆的民族与文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原起源说颇占优势。“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如果承认夏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或者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直到商代中华才真正进入文明时代，那么中华文明无疑就是在中原首先发生的。何况夏商周都有一个独立走向文明的历史，那时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任何文明起源的证据。著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论述中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东亚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时，把中原黄土地带比拟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并把它作为其专著的名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教授对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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