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伯克：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及方法论问

原标题：彼得·伯克：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及方法论问题

历史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及方法论问题

编者按：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涌现出一股历史转向的热潮，社会科学家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求灵感与资源，借助历史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来回答当下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任何社会政治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起源与演进过程，只有了解起源与过程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积极的思路。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通过对十五位引领潮流的著名学者的访谈，力图生动地反映这一转向背景下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发展进程。本文是郭台辉与彼得·伯克的对话。

学人简介：

Peter Burke（彼得·伯克），剑桥大学历史系；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文献来源：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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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郭台辉：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您关注社会史与文化史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而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作为一场学术运动，主要是抵制19世纪由德国洪堡与兰克首创的主流史学范式。正是从70年代开始，正统的兰克史学就逐渐成为多元的史学，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因此，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題，我们如何可能从多元的历史学研究中获得可靠的客观知识或者事实？在史学研究中是否存在一种牢不可破的现象学基础？

伯克：在我看来，正统的、主流的兰克史学从来都是一种幻觉，往往是西方中心论与种族中心论的虚构，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类观念与活动的多样性，无论个体还是集体层面的人类都从来不是单一的。同样，我认为客观史学也是一种错误的追求，正如查理·贝尔德（Charles Beard)称之为“贵族梦幻”。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十年里，史学界已经集体发展出几种批判方法，这让正统的兰克史学观完全抛弃了一些对过去的错误阐释，戳穿了许多谎言（比如对大屠杀的否认）。

郭台辉：作为文化史学家，您能否评估一下倾向于长波段结构变迁的宏观史学的优劣之处？

伯克：我认为，宏观史学在经济史与社会史方面做得最好，可以大规模运用清晰的定量方法来测量结构变迁。即便如此，我认为纯粹的宏观社会史是相当“空洞的“，无法理解人类经历的结构变迁。我认为，宏观方法对于文化史应该有着积极作用，但其作用不如在社会史中明显，而社会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可以对微观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

郭台辉：几十年来，比较历史分析成为历史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在美国尤其如此，但一直以来也遭到诸多非议。那么从您的新史学来看， 比较历史分析如何可能运用自变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进行比较？

伯克：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形式的历史比较研究来回答。当我研究有关17世纪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两个城市的政治精英时，我可以统计并比较它们相关的财富，至少是在公开征收的赋税方面，其精确性完全可以是合情合理的。相应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容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当我试图讨论并比较它们的教育、宗教信仰或者价值时，我就被迫更为主观或者凭印象，只好从精英群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推测，把他们假定为更大社会群体的代表。所以无法一概而论。因此，主题和问题决定了研究方法的选择，哪种方法更适合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相反，更不存在方法之间的优劣。

郭台辉：您似乎并不赞同把历史学视为科学，是吗？那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您是如何理解社会理论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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