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王笛等学者共谈「数字时代的历史研究

整理 | 徐悦东

历史研究并不完全等于读文献。面对不同的研究题目，历史学家往往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计量的数学模型，这些研究方法都对历史研究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但是，新的研究方法不一定能保证历史研究的进步。有了新的研究方法，还涉及到如何把这些方法怎么应用到研究中去的问题。

同时，方法的转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转换，也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哪些历史题目值得做？我们该如何看待数字时代对历史研究的冲击？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联合新京报书评周刊，推出鸣沙史学嘉年华线上活动第一场，主题是“用方法表达思想——历史书写的可能性”。活动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胡恒，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陈肖寒共同探讨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与历史书写的新可能”。

活动海报

历史学家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

在新书《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里，王笛反思了三十年学术生涯中所用到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表示，一个历史学家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但研究者也往往面临找不到研究对象资料的问题。在研究底层民众的时候，如《街头文化》《袍哥》等，王笛就常常为这个问题苦恼。他广搜渠道，试图寻找更多相关资料，但哪怕找到了档案记录的资料，他也会小心、批判性地使用。

有时，记载底层民众的史料很少，他不得不使用文学资料。他以自己曾经发表的一篇关于如何用竹枝词来研究城市生活的论文举例，向大家说明自己是如何用文学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的。

事实上，新文化史的研究特别喜欢运用文学资料。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也说过，历史写作实际上和文学写作是相通的，它们都有类似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但王笛提醒道，在使用文学资料时，历史学家要非常小心。

《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王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版。

除了文学资料，历史学家通常还会用图像资料来补充缺失的文字资料，比如照片等。但在王笛看来，虽然镜头是客观的，取景的人是主观的。因此，当我们利用图像资料时，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图像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

陈肖寒对此表示赞同——档案的记载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在陈肖寒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就很强调训练大家如何阅读档案。档案比媒体报道或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更加可信，但是在历史上，档案造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如何鉴定档案的真实性，是历史学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章清则表示，很多老先生一直在表达一种看法，叫“史无定法”。所谓的研究方法，应该跟着问题走。中国有悠久的书写历史的传统，但在方法论上所留下的思想资源并不多。如今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还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及乾嘉史学所形成的一套关于考据学的方法。

中国史学的繁荣，是因为史学承载了政治使命。史学是构成政治合法性的一门非常重要的知识。这也形成了有关经学和史学之间的问题（类似于西方神学和史学之间的问题）。无论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他们都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比如梁启超就认为，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潜台词是说，历史学家应该研究更全面的历史。

但扩大历史的研究范围也会让史学家感到苦恼。由此，梁启超提出，史学研究要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并希望别的社会科学能有助于史学研究。他甚至要打通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壁垒，促进史学社会科学化。

章清

章清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说，现在的学生动不动就在论文里声明一句，本文借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他碰见了就一定会把这些话划掉。这是因为，上述方法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饭碗，历史系学生很少接受其他学科训练，跟专业的学生是有很大差距的。

他举例道，假如研究者研究近代史，必然会涉及政治或经济方面的问题。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都是值得借鉴，也有助于研究者培育问题意识。但当研究者处理相对小的研究问题（比如乡村问题）时，历史研究的单位就缩小了。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走进田野，做实地调查。这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做的努力。章清赞扬道，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就是非常有示范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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