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

导语：

一直以来，我们以天下为己任，居中国而抚慰四方。从传说时代的炎黄二帝到如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从全球观点来看，要证明一个文明或者国家的存在，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证据，而不是依据两千年前的古书，每一个外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耶稣，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炎黄二帝，外国以神话论证耶稣是传说，而我们中国人却一直坚持炎黄二帝是的确存在过的信史，但那个时候的我们无法拿出证据，甚至连三千年前之殷都无法证明，后面随着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夏商周三代以信史被成功论证，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我们寻觅整个中国，望着洛水黄河，终于在河南发现了五千年前炎黄二帝生活过的地方，那浩荡的古都是中国人祖先的记忆，它让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

以书论史的时代遭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五千年文明象征石刻

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而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很难成功论证。虽然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到清末却因为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也不知道是从何人何地开始，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的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史观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它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而从西汉司马迁以后就开始被打破，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觉得汉的出现并不是儒生口中简单的汉承周制，而是进入了一个新千年，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把当时人眼中的虞夏商周记录下来的话，那到后世很有可能成为不切实际的传说与故事，而司马迁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仅仅是以书论史，他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下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因为到汉武帝之时，三皇五帝的准确记录都已经势微，秦始皇的焚诗书与项羽的烧咸阳让三千年的文化积累出现了一个断层，而司马迁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从炎黄二帝开始到汉武帝时代进行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与积累，以使得中国之人，即使朝代变革，世事变换，但祖先的遗迹却依旧能够从书中寻觅。

司马迁写史书

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这种观念一直在中国盛行，因为我们不可能亲身去见证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只能从历代的史书之中去考证论述，来辨别史事的准确性。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的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

以殷墟为辅佐论证中华文明三千五百年

殷墟出头青铜器

当全球史观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时候就代表着以书论史的方式必将成为次流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从故纸堆中去分析论证历史，大家都改变了方向，我们必须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证明炎黄二帝的确存在过，他们是中国五千年前的信史，而不是如西方耶稣一样的传说，为此，各地的学者走遍中华大地，为炎黄二帝的都城与文字而奔走。可无论是史记之记载的华夏之中还是整个北方，都没有出现五千年前历史存在过的痕迹，人们的心中不禁怀疑起秦汉学者所叙述的是否为信史，就在中国史学处在分裂与矛盾的时候，殷墟和三星堆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一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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