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说理】从抗疫精神领悟中华民族伟大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从5个方面概括了伟大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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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疫精神”的淬炼和砥砺中，我们不仅可以回望那些全国抗疫、全民抗疫的感人场景，也可以深层次领悟一个古老的民族何以会复兴于新时代的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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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精神”有着明晰的生成逻辑：危机是精神孕育的契机，基因传承是精神生成的渊源，抗疫实践是精神生成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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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精神”在疫情危机中孕育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句话揭示了一个规律性问题，即危机往往是精神孕育的契机。从词源学角度分析，“危机”有两层含义：一是危机，二是契机。如果对危机给予正确回应，危机就会化为契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挑战—应战”命题，在挑战中崛起，是优秀民族的基本素质。这次抗疫充分昭示：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敢于应战的民族，而且是一个虽历经磨难却百折不挠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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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历史长河回望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程，我们不难找到战争、饥荒的痛苦回忆，也不难找到洪水、干旱、地震、瘟疫等灾难性记忆，但中华民族从未被压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次疫情是对中国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考，同时也是孕育伟大精神的契机。正是这次突发危机，汇集起了精神的万里长城，构筑了新时代一道亮丽的精神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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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精神”由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汇而成。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命题——“文明四季论”，他认为，任何文明或文化都要走向衰落。如果他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世界上一切中世纪的堡垒时就预言这种文化将走向衰落、消亡，那是一种远见。但他的思想过于偏激，没有看到文化的时代转换功能，更没有看到中华文化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就是民族精神。换言之，中华民族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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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精神”深植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中。在中国文化中，“家”与“国”是一个范畴。几千年来，忠诚、爱国一直都是中华儿女的深厚思想情感与矢志不移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核心，进而构成了悠久而丰厚的中华美德，凝聚为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一个个为国之命运义无反顾的英雄用他们“逆行”的脚步诠释了家国天下的慷慨大义，奏响了爱国的主旋律。同时，“抗疫精神”也承继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品格与红色基因之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具体精神形态，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这次“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精神传统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在战胜大灾大疫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精神(如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的丰富和延续。可以说，“抗疫精神”既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也有时代精神的彰显，两者交相辉映，形塑了“抗疫精神”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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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精神”在抗疫实践中砥砺和淬炼而成。一切精神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终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一。所谓新的历史特点，是指此次人与病毒的战争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孕育于这场战争的“抗疫精神”也因此而拥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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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分散的被集中起来，弱小的被强化起来；中国的精锐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人们最美好的情感被联系起来；最可贵的品格发扬起来，最美的情愫升华起来，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抗疫正气。可以说，这次抗疫斗争是新时代的一次精神大淬炼，人们最美好、最坚定的情感和品质，在此次疫情大考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凝练和升华为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凝聚起抗疫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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