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举行

一、引 言

货币资产间的替代或互补程度，对货币当局准确把握货币总量以及合理使用政策工具调控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货币资产加总的合适度量、货币需求方程的稳定性、金融媒介发展的影响等重要宏观问题都受到货币资产替代性或互补性的影响。从1996年起，中国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货币供应量数据（M0、M1、M2）是简单加总的货币量，应用这种简单加总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不同货币资产间具有一对一的完全替代性——即相互的替代弹性恒为常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简单加总货币量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如果不具备完全替代条件，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则不能真实反映实际的货币总量。Friedman和Schwartz（1980）指出，货币资产是具有不同“货币性（Moneyness）”的复合商品，货币供应量应是全部货币资产价值的加权求和总量。简单加总货币量只是加总的特殊情形。

基于此，Barnett（1980）较早地从货币加总的视角研究货币供应量的计量问题，运用统计指数理论和加总理论，将微观经济学的最优化问题和宏观经济学联系在一起，提出了Divisia货币总量概念。Divisia货币总量是基于货币资产不完全替代假设，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进行不同权重估计，通过加权所得的货币总量——它可以将资产的替代性嵌入到总量指标的计算中，从而使加总具有经济含义。Lucas（2000）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指出Divisia方法提供了解决货币加总问题的最好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及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拓展，必将导致货币资产间的替代程度发生变动。测算中国转轨时期的货币资产替代弹性，既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转轨时期的经济和金融状况，又能为货币当局判断现有的货币总量指标是否具有适应性提供实证支撑。

本文基于Barnett（1980）研究货币资产需求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通过需求系统分析最广泛使用的Rotterdam模型、LA-AIDS模型、FD-LA-AIDS模型和PIGLOG模型，运用迭代似不相关回归（ITSUR）估计方法及消费者理论约束条件，计算得到中国货币资产间的替代弹性。之所以选用大的货币资产需求系统而非单一的需求方程，是因为需求系统允许不同资产需求存在相互关联，能够充分反映经济中的代表性个人根据货币资产相对收益的变化而调整其资产持有的行为。另外，货币资产的替代弹性会随时间发生变化，需求系统亦能对这种变化进行监测。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估计多个国家货币资产间的替代弹性。这些研究多基于Barnett（1980）提出的货币需求微观基础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货币资产视为耐用消费品，进入经济中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进行优化，其价格为消费者对货币资产的持有成本。

早期的货币需求模型采用单一方程的形式，Chetty（1969）开始在流动性资产的需求分析中引入需求系统的形式，允许消费者对不同资产需求相互关联，并计算替代弹性。但是，其模型假设替代弹性为常数，限制了估计的可信性。自此，学者们开始通过货币资产的需求系统求解相关弹性。起初为了简化问题，这些研究主要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ES效用函数等参数形式，其局限性在于这些形式很难准确刻画消费者的真实偏好，并对资产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施加严格的约束。之后，学者们逐渐运用弹性函数形式（Flexible Functional Forms，简称FFF）分析货币资产的需求弹性，统计理论表明，FFF的模型可在每个数据点估计弹性，具有良好效果。总体来看，迄今为止估计需求系统的方法包括微分方法、参数方法、半非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每种方法包含具体的模型。①运用这些方法，很多学者对货币资产进行了需求系统建模，并对其替代弹性进行估计。

一些学者对美国的货币资产间替代弹性进行了估算。如Ewis和Fisher（1985）使用Fourier模型计算美国货币资产间的替代弹性，其结论是货币资产间的替代性（或互补性）呈现低水平、易变性，因此传统加总货币方式是不准确的。Fisher和Fleissig（1997）通过显示偏好检验得到了弱可分的货币资产组合，通过Divisia加总方法得到四种新的货币资产，之后运用动态Fourier支出系统估计了替代弹性，发现新构造的货币资产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替代弹性通常小于0.6），指出简单加总货币量及货币需求方程的无效性。Serletis和Shahmoradi（2005）运用美国季度数据，从对消费者最大化正则条件的违反层面比较了全局弹性的Fourier模型和AIM模型，运用估计参数计算货币资产的相关弹性，得到M2成分中均值意义上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在-0.218和0.348之间，远小于完全替代的水平。

上一篇：破解之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史学碎片化省思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