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笔下的民国中山社会以故乡岁月为中心

一、引言：回忆的价值与讲述的意义

尽管近年来民国的历史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但是无论是对于广大的民众还是众多的研究者来说，民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依然印象模糊。大到民族国家，中到局部地区，小到人物事件，历史记忆的空白之处实在不少。一方面因中国历史悠久、广土众民，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太多，人们还来不及对民国的历史进行过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受时代的局限和观念、资料、条件等的限制，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观照自然难以如愿以偿。尤其象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民国时期改香山县为中山县后，虽然受到学术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因政局的动荡和日军的入侵，使大量报刊杂志、档案文献、书籍图片和文化遗存遭到破坏，人为地造成了民国中山社会历史的记忆缺失。

庆幸的是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从中山这里走出去的大批中山人，用书信、日记、诗文、摄影、绘画、回忆录和传记等形式，保存了许多民国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为民国中山社会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也为民国中山的历史书写贡献了真实鲜活的素材。尤其是一批象刘逸生、黄苗子、方成、陈君葆、王云五、程天固、李凡夫和阮章竞等文化名人的回忆录、自传和日记等，不仅为研究民国和中国现当代史提供了多维的视野，而且也为民国中山社会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细节。[1]出生于1914年香山县沙溪象角乡的阮章竞，二十岁后离开中山，三十六年后，他出于“后代对旧中国是不了解”的担忧，便想“把儿时所遇记录下来”，才执笔撰写了类似回忆录的《故乡岁月》。在他的这部回忆录里，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而且也为我们穿越民国时期中山社会的历史时空提供了飞翔的翅膀。诚如作家郑集思所言：“能如此精润如此生动地描写状述遥远的故乡生活、时世背景、伦理人情、山川地理、时岁习俗，无一不栩栩如昨，倘只归结为超强的记忆力是不客观不准确的。比之其时纷繁诡谲的世情，童年的生活则要纯净得多；比之其时个人命运从清到浊不可捉摸，少年时代的追求奋斗则是从茫茫暗夜走向曙色拂晓；比之两鬓渐白晚号声声，青年萌动的年华则是阳刚健旺有作有为。两相比，映衬于心，着墨于笺，我读到了眼下风清气朗而远处却是隐雷阵阵催逼。从这一个年代回望那一个年代，从已经熟悉的北方梦回依然熟悉的南方，五十六岁的阮章竞要寻找的岂止是一个中山、一个沙溪、一个象角！”[2]

的确，《故乡岁月》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山一个沙溪一个象角，而是一个广东一个中国一个世界。

二、风与土：城与乡的共生

地处珠江西岸伶仃洋畔的香山县，在其建县七百余年来一直不为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其山川地理、社会构成和岁时风俗也一直不为外界所了解，直到这里诞生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后，才逐渐闻名海内外。[3]香山人也因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而倍感自豪，并有意识地通过自我成长的历史书写来实现乡土社会的历史重构和个人身份的家乡认同。

民国时期，虽然有不少因去国离乡的中山人用文笔和画笔反映或表达了他对家乡中山的印象和看法，但大都缺乏实际生活的感受和深入的观

察，因此他们对中山的风土人情和经济民生等的叙说，要么零碎庞杂，要么抽象模糊。即使是编撰出版的《香山县志》或《中山县乡土志》，也缺乏中山历史细节的记述和中山社会的全面记载。民国成立以来的中山，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以及自然生态等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地方志和文献里都难以找到具体的答案。无论是中山历史的研究者，还是中山往事的热心人，对于他们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山，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与众不同的是，1914年出生的阮章竞，13岁辍学当学徒，直到20岁才离开中山，不仅经历了香山县到中山模范县的更名升格的过程，而且还对中山工商阶层和民间社会有着亲密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在他生花妙笔下的民国中山，也就如诗如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的家乡，地处珠江三角洲，东面濒临珠江口，西面紧挨西江。过去叫香山县，传说是县内的五桂山繁花似锦，芳馨四溢而得到这个好听的名字。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才改称中山县，现在是中山市，城名石岐。石岐城里有座烟墩山，山顶有座叫‘文笔’的七层花塔。这塔也的确象一管笔竖在山顶上。每天中午，山顶就放炮报时。”[4]从他的这段记述文字里，我们确信坊间传说的烟墩山顶中午放炮报时的习俗由来已久，也明白了香山为什么出了个孙中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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