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国时期银行票据的保护修复与研究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韩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11日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在中国流亡了27年，尤在重庆时期的反日复国运动中最为活跃。不仅组建了韩国光复军，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也发展迅速。这13件银行票据是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的实物资料，记录了中韩两国同仇敌忾、携手抗日的光辉历史，以及为反对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2018年10月，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完成这13件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并顺利通过专家组的验收。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的《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馆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文物博函[2015]1294号）要求，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遵循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耗时6个月，顺利完成了修复工作。同时，票据上记录的文字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为争取民族独立不断奋斗的光辉历史。

表1 银行票据的级别与名称?

1 银行票据的基本情况

1.1 级别与名称

这13件银行票据中有国家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7件、三级文物4件。文物的名称是根据文字信息上记录的准确时间与票据的具体用途来命名。如1942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海外汇款单、1943年中国银行重庆分行海外汇款单2件一级文物的名称。文物的具体级别与名称如下（表1）所示。

1.2 文字信息

这13件票据包括银行收入传票1张、转账传票1张、现金付出传票1张、电汇汇款便查簿1张、海外汇款单2张、现金取款单6张、汇款申请书1张。票据记录了每笔资金的流转过程，均经由中国银行、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办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韩国临时政府在陪都重庆活动，更加便于接受国民政府在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援助。

2张海外汇款单均用英文书写，内容为1942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向韩国临时政府汇款1780美元；1943年9月3日，再次汇款1550美元。该笔款项确切写明由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接收。此外，1943年的现金付出传票，票面金额.76元，署名也是金九。

现金取款单中1943年的有2张，取款金额分别为元、5000元，并写有韩国临时政府财务部李始荣等文字。1945年的现金取款单有4张，取款金额为00元、元、元、元，可看出国民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经济支援力度不断加大。

银行收入传票、转账传票、汇款申请书上的资金均是由朝鲜义勇队申请与提用。1942年电汇汇款便查簿上的收款人为金文镐。

此外，每张票据上都钤有多个印章。这些印章的形制各不相同，有方形、圆形两种。印泥有水性、油性，颜色有红色、蓝色。大量的印章不仅丰富了票据上的文字信息，也有助于了解民国时期印章的形制、款识等。

表2 银行票据填料类型?

2 保护修复

2.1 保存现状与病害分析

纸质文物属于有机质文物，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这13件银行票据均为机械纸，纸张性能较手工纸差、强度较低，不利于保存。重庆地处西南，夏季高温多雨、冬季阴冷潮湿，对纸质文物的保存更为不利。加上韩国临时政府陈列馆的库房条件简陋，未达到存放纸质文物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求，加速了文物病害的发生。

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票据出现了残缺、折痕、污渍等不同程度的病害。票据上的字迹有钢笔字迹、圆珠笔字迹、铅笔字迹、印台油字迹。这些字迹大多是有机色素，受到光照、氧气等作用时，发生化学变化导致字迹褪变，造成字迹模糊、字迹扩散、字迹残缺等病害。保护修复方案中，对每一件票据的病害种类及程度做了详细的评估，并绘制了病害图。根据出现同种病害的票据件数绘制了票据病害统计图（图1）。

从统计图中可以看出残缺、折痕、字迹模糊三种病害发生率很高，其次是污渍、褪色、变色。发生字迹残缺病害的是铅笔字迹，铅笔与纸张的结合方式为填充或黏附，该结合方式牢固度差、不耐摩擦。碳化病害使纸张纤维断裂、结合力度变弱，损害文物的完整性。

图1 病害统计图

图2 纤维种类占比图

2.2 检测分析

2.2.1 检测项目与仪器

检测项目分为微损分析、无损分析两种。微损分析选取票据边缘没有文字处取样，pH值测量部位均为票据背面右下角空白处。

纤维鉴定：用碘氯化锌染色剂对样品纤维染色后，采用XWY-Ⅵ型纤维测量仪观察纤维结构[1]，鉴定不同样品纤维的种类，从而确定这批文物的纤维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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