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通今关于书写音乐民族志

一、共时角度

关于现行并存的音乐民族志书写风格中，杨民康列出了5种主要的表述或书写方式：非位表述、客位表述、主位表述、对位（对话）表述以及换位表述。这样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阐释的阐释是否真的是接近真实的呢？可能相比客位描述来说，换位的思考也许真的可以对文化的真相更近一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思考换位表述是否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思辨，例如带着职业性的“有色眼镜”来思考和书写；又或者偏离或者过度解读了局内人所想表达的意思？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融入与跳出。如派克所说像insider那样去行动，像outsider那样去分析。

考察前：杨民康指出，首先要对研究者自己进行文化身份的分析，其次我们自身在进入考察之前就应该通过学习获得有关的理论准备，考察过程中也要带有这种意识。

考察中：（局外人）融入调查中：在调查和对话的时候，要注意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一味地相信局内人给出的定义，自己要有去伪存真和甄别词义的能力。要了解一个表象之后的文化深层含义。

（局内人）跳出分析中：通过比较建立“超我”意识，对拿来比较的”参照系“要有足够深的了解。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刘海涛认为要建立和保持“中间人”的状态，不是局内也不是局外，保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对象之间的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近了就疏远，远了就主动靠近，他认为这个状态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形成。

以笔者之见，衡量远近的度很难掌握，每个人应该依照自己观察对象的方式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衡量。可以用可搜集到的音乐材料，如谱例、主客位采访对话、音乐形态描述等方法给予佐证，要保持接受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保证真实性的同时，也要注重话语体系的运用，拒绝单一化绝对化，即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带入太多主观因素的联想。那么怎样保持资料的可靠性？首先，研究者要保持一定的学术自律，对于采集来的一手资料，不要掩盖和篡改，而要真实的进行反应；对口碑资料的真实性要进行体证，“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也要注重口碑与口碑，口碑与文献，口碑与实物之间的多重互证，既不能完全相信局内人的口述，也不能依靠自己的理解去主观臆断。对一手资料的得到不能抱着“来则用”的态度，案头工作进行是要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

二、历时性角度

随着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不断发展,民族音乐学学者们深刻认识到历史研究之于民族音乐学的意义与价值，任何对当前事象的描述和研究,如果不拓宽历史的深度都是不完整的。理查德·魏狄斯说，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不断提醒人们注意传统音乐的“活着状态”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其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变迁过程。

（一）关于“历史研究”的观念探讨

关于历史研究学界仍然有着不同的观点：到底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属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还是借用了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呢？在笔者看来，民族音乐学研究是离不开历史研究的。每一个现存的事物背后都有它的由来和它所经历过的沧桑变化，就像一个人，他并不会突如其来的长到二十岁，那么研究他现在的样貌和性格必定离不开对他从小生存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分析。音乐事象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把历史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研究分开时没有必要的，更无必要建立出一个“历史民族音乐学”来。

（二）口述历史与书面历史的真实性探讨

书面历史一定真实可靠吗？“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存在于同一实体中。历史本身是真实与客观存在的过去。然而,当学者面对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无法排除对历史的主观选择和解释”。现存的典籍与史书皆为当时的史官书写，也许受到不可抗力和自身选择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史书也未必是真实，它呈现的也许只是他想让你看到的，而非本来面目；而现今我们自身也会不由自主地带着主观选择去对待自己看到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筛选和多方互证。

口述历史是否可信？在笔者看来，口述历史具有不稳定性，“三人成虎”，也许传着传着就变了味。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偏远的民族和地区来说口传心授和口述历史才是他们音乐流传的主要途径。可以对村落多人进行采访和了解，并结合他们的文化，又或者可以对附近的村落进行采访，看看是否有同源或者相似的历史进行互证。对于没有志书的村落文化，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也就是可以当做材料的口述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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