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新域：新型传染病流行与控制的新叙述

自2019年底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因其高传染性和高隐蔽性，导致全球大流行，①Xingjie Hao， Shanshan Cheng， Degang Wu，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Full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COVID-19 in ，Vol.584， No.8， 2020， 使中国遭受反复考验，不仅表现在流行与应对上的反复，也表现为其触发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多维反应。疫情不仅挑战着中国的防疫意志力和能力，更检视着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能力，体现了传染病流行与控制的张力关系。而对此的认知需要重塑，至少应囊括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回顾传染病历史，人们所熟知的大部分传染病都已被有效遏制，对此的解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生物医学的贡献，其标志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疫苗的出现。从1879年至1937年间，霍乱、炭疽等13种疫苗陆续研制，使人类成功应对了多种传染病。然而，“疫苗”是否为多种传染病减少的主要因素？按照医学史学家麦基翁·托马斯（McKeown Thomas）的观点，①McKeown Thomas， “Medical Evidence Related to English Population Chang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opulation Studies，Vol.9， No.2， 1955，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各种疫苗问世前，几乎所有传染病的发病率已明显下降，疫苗不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且其研发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这又涉及第二种解释，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综合性，人类自身免疫力提升、居住生存环境改善和较好的营养水平等有助于人类抗击传染病。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艾滋病流行与控制的挑战。在艾滋病流行初期，病死率较高，而自发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后，全球流行不仅下降，而且病死率也显著降低。也就是说，尽管医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但“医学因素”也可单独在传染病流行与控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回到传染病流行的现实层面，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多种新型传染病（Emerging Epi?demics）的出现，②Tony McMichael， “Emerging Epidemics”，Nature， Vol.428，No.3， 2004， p.19.使“医学因素”发挥作用的观点再次受到挑战。例如，自1976年9月埃博拉首次在刚果（金）埃博拉河沿岸村庄暴发以来，还在2013年的西非、2018年及2020年的东非多次卷土重来。对此，生物医学领域一直无法及时研发有效药物并开发预防疫苗来应对。加上，人类处于深度全球化时代，导致新型传染病的流行都具有区域或全球性特征。也就是说，当面对埃博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新型传染病时，人类一直未能形成有效应对。何以至此？学界的解释大概有四种：一是，“新病涨破旧框”之说。③范行准著：《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其代表学者为中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他认为面临新型传染病，人类既有的疾病认知框架难以适从，导致一系列防控局限。这一学说的历史纵深是传染病伴随各国历史进程，中国也不例外。二是，全球结构性不平等观点。例如，自苏联解体以来，该阵营相关国家不再把疫苗生产作为国家优先制药领域，转而向国际市场购买价廉的疫苗。全球疫苗生产也因此从公益转向盈利，世界上最大的五个药物公司买下所有独立实验室，垄断了全球70%的疫苗生产和供应。④［法］让-佛朗索瓦·萨吕佐著，宋碧珺译：《疫苗的史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西方药物巨头则热衷于制造有巨大盈利的疫苗，对时常出现的新型传染病并无兴趣。也就是说，新型传染病之所以长期缺乏疫苗，与西方大国医药巨头的冷漠不无关联。⑤Paul Farmer，InfectionsandInequalities：TheModern Plag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三是，监测预警策略单一，无法早期发现和及时控制疫情。对此，景军提出“多元社会构成”这一观点，认为应建立由研究机构、公众、医院和企业等参与的多元监测预警策略。⑥景军、高良敏：“新型传染病传播的社会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85-86页。四是，以某类疾病为主时期的倒退说。这一学说的现实基础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无差别地波及处在以传染病为主的非洲国家、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为主的中国和部分亚洲国家，以及以退化性疾病为主的欧美和日本等。⑦Yasuo Ihara， “Overview on Alzheimer’s Disease”，Clinical Neurology， Vol.47， No.11， 2007， 借此推论，人类所处的疾病流行时期可能发生倒退。

然而，上述四种解释框架有其局限，至少未能触及新型传染病彰显的历史积淀与时代格局这两个根本面向，亟待重塑叙述范式。简而言之，人类社会曾经历怎样的传染病流行与控制历史？当下的防疫现实又彰显了怎样的格局？在这一脉络下，新型传染病的“新”何异于以往？对其防疫行动彰显怎样的逻辑？对全球防疫的现实有何启示？特此，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逐一展开。

上一篇：男护士在消毒供应室工作中的职业优势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