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七十年社会变迁研究 ——《中华人民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国家在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反映共和国历史，深刻辩证地揭示历史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为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是中国近代史的自然延伸。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日渐繁荣，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范畴，但是在国史专门史领域，研究相对成熟的是政治史、经济史和外交史，文化史也硕果累累，而社会史的研究还相当有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在社会民生领域的变化尤其引人关注，社会史研究的缺席不但不能正确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面貌及其变迁，而且影响了新形势下国史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也使得长期以来出版的国史著作与中共党史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内容雷同，其学科的独立性颇受质疑。现在已有共识，如果说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1]。因此，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亟待构建，正如有学者所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要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研究总体史[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一书的出版正是为此作出的一次初步尝试。

一、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主题：不可或缺的社会民生

在国史领域，政治史、经济史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而社会史的研究则多关注于基层层面，对上层关注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一书在开篇绪言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换言之，这本书提及的“社会”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社会建设”的部分，其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态，其核心是社会民生。所以该书总体上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指导原则，基于社会矛盾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从历史分期的七个阶段围绕共和国社会民生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前，国家主要是进行共和国社会民生的制度建设，其涉及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工商业改造等。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制度探索与社会民生发展，这个过程历经曲折，但为国民经济建设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1982年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期，虽时间不长，但社会民生变化巨大，尤其是百姓日常生活、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时期。从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改革的阶段，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成为社会民生的主要议题。从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个阶段，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展社会民生建设，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从2002年到2012年是第六个阶段，该阶段是围绕日益提高的民生水平对整个社会提出更高要求的阶段，民生建设、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视，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2012年到2019年为第七阶段，该阶段讲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该书从国家层面来揭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生活的面貌及其变迁，在每个阶段都以“民生”为主题介绍了新中国的社会发展。这有利于让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围绕“民生”在制度层面等做出的努力，同时也利于系统地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大众的生活及思想状态。除了体现各时段社会建设的特点外，该书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置于国史大背景下讨论，其中既看到了社会民生建设的成就也没有规避国家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比较客观公正地描述出了70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因此，本书在国史研究方面突破了以往人们对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阐释社会发展脉络。同时，它也厘清了国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上，为国史这一学科的独立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共和国社会史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探索

鉴于社会史是一门研究范围广、研究对象多元化的学科，有着其特有的学科研究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一书属于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范畴，在编写过程中很好地坚持了社会史研究的这一多学科、多文献结合的方法。例如，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应用论证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中的户籍问题。1980年，中组部、民政部和公安部等联合下发《关于逐步解决职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的通知》,对分居夫妻的户口迁移作出规定。此后,邮电、机械工业、科技人员、国营农业、林业等行业和部门的职工调动政策相继出台。198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通知》，重点解决专业技术干部的夫妻分居问题。据统计，1980年至1989年,全国解决了100多万干部、200多万工人的夫妻分居问题。“农转非”户籍政策这一时期也出现松动。1980年，国家对“农转非”的控制指标由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的1.5‰调整为2‰，进一步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迁入城镇的控制。此后,“农转非”的人数越来越多,其对象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煤矿井下工人、三线艰苦地区职工、军队干部等。据统计,到1990年,全国累计有5317万人“农转非”[3]。户籍制的松动主要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政府人口政策的一个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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