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笔下的民国中山社会——以《故乡岁月》

一、引言：回忆的价值与讲述的意义 尽管近年来民国的历史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但是无论是对于广大的民众还是众多的研究者来说，民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依然印象模糊。大到民族国家，中到局部地区，小到人物事件，历史记忆的空白之处实在不少。一方面因中国历史悠久、广土众民，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太多，人们还来不及对民国的历史进行过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受时代的局限和观念、资料、条件等的限制，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观照自然难以如愿以偿。尤其象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民国时期改香山县为中山县后，虽然受到学术界、新闻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因政局的动荡和日军的入侵，使大量报刊杂志、档案文献、书籍图片和文化遗存遭到破坏，人为地造成了民国中山社会历史的记忆缺失。 庆幸的是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从中山这里走出去的大批中山人，用书信、日记、诗文、摄影、绘画、回忆录和传记等形式，保存了许多民国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为民国中山社会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也为民国中山的历史书写贡献了真实鲜活的素材。尤其是一批象刘逸生、黄苗子、方成、陈君葆、王云五、程天固、李凡夫和阮章竞等文化名人的回忆录、自传和日记等，不仅为研究民国和中国现当代史提供了多维的视野，而且也为民国中山社会发展史的书写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细节。[1]出生于1914年香山县沙溪象角乡的阮章竞，二十岁后离开中山，三十六年后，他出于“后代对旧中国是不了解”的担忧，便想“把儿时所遇记录下来”，才执笔撰写了类似回忆录的《故乡岁月》。在他的这部回忆录里，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而且也为我们穿越民国时期中山社会的历史时空提供了飞翔的翅膀。诚如作家郑集思所言：“能如此精润如此生动地描写状述遥远的故乡生活、时世背景、伦理人情、山川地理、时岁习俗，无一不栩栩如昨，倘只归结为超强的记忆力是不客观不准确的。比之其时纷繁诡谲的世情，童年的生活则要纯净得多；比之其时个人命运从清到浊不可捉摸，少年时代的追求奋斗则是从茫茫暗夜走向曙色拂晓；比之两鬓渐白晚号声声，青年萌动的年华则是阳刚健旺有作有为。两相比，映衬于心，着墨于笺，我读到了眼下风清气朗而远处却是隐雷阵阵催逼。从这一个年代回望那一个年代，从已经熟悉的北方梦回依然熟悉的南方，五十六岁的阮章竞要寻找的岂止是一个中山、一个沙溪、一个象角！”[2] 的确，《故乡岁月》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山一个沙溪一个象角，而是一个广东一个中国一个世界。 二、风与土：城与乡的共生 地处珠江西岸伶仃洋畔的香山县，在其建县七百余年来一直不为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其山川地理、社会构成和岁时风俗也一直不为外界所了解，直到这里诞生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后，才逐渐闻名海内外。[3]香山人也因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亲手缔造的中华民国而倍感自豪，并有意识地通过自我成长的历史书写来实现乡土社会的历史重构和个人身份的家乡认同。 民国时期，虽然有不少因去国离乡的中山人用文笔和画笔反映或表达了他对家乡中山的印象和看法，但大都缺乏实际生活的感受和深入的观 察，因此他们对中山的风土人情和经济民生等的叙说，要么零碎庞杂，要么抽象模糊。即使是编撰出版的《香山县志》或《中山县乡土志》，也缺乏中山历史细节的记述和中山社会的全面记载。民国成立以来的中山，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以及自然生态等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地方志和文献里都难以找到具体的答案。无论是中山历史的研究者，还是中山往事的热心人，对于他们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山，一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 与众不同的是，1914年出生的阮章竞，13岁辍学当学徒，直到20岁才离开中山，不仅经历了香山县到中山模范县的更名升格的过程，而且还对中山工商阶层和民间社会有着亲密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在他生花妙笔下的民国中山，也就如诗如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的家乡，地处珠江三角洲，东面濒临珠江口，西面紧挨西江。过去叫香山县，传说是县内的五桂山繁花似锦，芳馨四溢而得到这个好听的名字。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才改称中山县，现在是中山市，城名石岐。石岐城里有座烟墩山，山顶有座叫‘文笔’的七层花塔。这塔也的确象一管笔竖在山顶上。每天中午，山顶就放炮报时。”[4]从他的这段记述文字里，我们确信坊间传说的烟墩山顶中午放炮报时的习俗由来已久，也明白了香山为什么出了个孙中山的道理。 在阮章竞的记忆里，自己的家乡与县城石岐既遥不可及，又近在眼前：“从石岐城前流过的江，叫岐江。岐江分出一道水向西南流去，然后汇合西江，从珠江口入海，过去叫象江，现在叫狮江。沿江两岸，长着好多很老的水松树。这种树很高挺、瘦硬，叶子像柏树叶，树根是软的，有浮力，不沉水。疍民（水上居民）用这种水松根做成葫芦，染上红色，栓在婴儿背上，这样孩子即使掉下水去，也不会下沉。在这道岐江的分支狮江边上，有三座因形态似动物而命名的小山；北边的叫象山，当中的叫鹅瘤山，南边的叫狮山。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叫象角。”[5]“我是在这三座小山上，这道江水中，这片绿色的山山水水间长大的。”[6] 家乡的山山水水，对年轻的阮章竞来说，到处都充满生机，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故乡的清明时节，天比什么时候都蓝，云比什么时候都白。天气不冷不热，山花争开，野草绿绿。”“到了大冲，我看见晚春的江水，悠悠地向南流。江东的山，像用石青、石绿淋过、泼水似的，颜色都像要流下来。我和老板上了摆渡，艄公摇呀摇呀，就过了江。我们沿着一道银一样白、玻璃一样透明的溪水走进山去。溪边村庄的人，正在用熬过的豆浆做腐竹，捞起挂在太阳光下的竹竿上，像一条条软软的白玉。走不多远，又看见山村妇女把一匹一匹的麻布，用石头压着布头放在溪水里漂白，像闪闪发光的银龙在游泳呀。那些摊在溪边草地上的，又像一道道横落在地上的云。我跟着老板，往山里爬呀，上呀，左左右右，前前后后，草青树绿，溪明水清，野花斗艳，林鸟斗鸣，花开得真好看，鸟叫得真好听。这里真是个好地方，怪不得那个风水先生，能把日夜板着脸的冯阿袅，也勾引到这重重叠叠的深山来。他的办法，原来是借了山的颜色水的美。”[7]虽然阮章竞的回忆里难免有文人的想象和美化家乡的成分，但大体上还是民国时期的中山自然生态环境和民风民俗的真实写照。 在阮章竞的记忆里，故乡中山的山水风光美色如画，而且风土人情也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民国时期的中山，民间社会崇文尚武，习染成风，而且尊祖敬神，迷信之风盛行。[8]在阮章竞的印象里，故乡很多乡村都有武馆。“阮氏大宗祠里面，就有一个武馆。大哥就在武馆学过武。夏天、秋天的夜晚，这个武馆就在大宗祠前的大场子里表演武术。有本村人表演，也邀请外村人来表演少林拳、武当拳、佛家拳等各派武术。圈外人山人海，圈内鼓声隆隆，威武壮观。只要有这种表演，我没有不去看的。”[9]中山人习武成风，除了强身健骨和自我保护外，其实还与宗族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对此，阮章竞的忆述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还为我们描述了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和表现形式： “在当时的中山大小村庄，差不多都有庙宇、祠堂。珠江三角洲特别是香山地区，宗族意识和宗法观念都格外强烈，又叫大王庙。‘大洪王’是什么神，谁都不知道。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这座庙宇，雄伟壮丽。大门两边的檐廊上，雕刻、描画着栩栩如生的古代人物、神仙、龙、狮子、仙鹿、凤凰。每年春节，庙宇、祠堂，都在廊子两边挂出名家手笔的大幅中堂，一边是龙，一边是虎。”“还有一些有钱人家也请画工，在房外檐下，房内山墙脚，堂上楼前栏杆处，以及南方叫灯影，北方叫藻井的天花板上，画上许多山水、鱼虫花鸟等图案。还有庙会搭的竹棚，也绘有古代人物画像。”[10]这些庙宇、祠堂和家居之类的建筑物，也许不如北方或江浙地区那样宏伟壮丽，但中山人就是善于在小天地里做大文章，从而使其存在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利用，也使其潜在的意义得到有效的体现。祠堂、庙宇、住宅，在那个时候既是家族和家庭综合实力的体现，又是乡村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主阵地。 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民国时期的中山有各种各样的节日，也有自己的节日特色。阮章竞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和诗人画家的敏感，对此有过细致而又生动的记述：“除全国性的新年、元宵、端午、盂兰之外，还有菩萨、神仙的诞日。人们就借这些神的诞日，痛痛快快地红火一番。如四月初八是象角乡独有的、代代相传下来的‘浴佛节’，是每年最快乐的日子。象角乡有三个堡，六七道街，每个堡或一道街，都有一个固定的节日：陂下街是一条金龙，新亨街是一条银龙，洪王苗是一只彩凤，凤集堡是一头母狮子和两头幼狮，下底塘是一头熊狮子，巷子堡也是一头狮子。这二龙五狮一凤，各有特色。金龙、银龙的头，五官不会动，可是那彩凤，会展开翅膀，伸缩脖子，作出各种飞翔舞蹈姿态。五头狮子又更是各显神通，会打滚，会登上好多人叠成的老高老高的人叠罗汉上面，朝着四面八方动眼睛，伸舌头，还会回头舔尾巴，还会伸出爪子搔痒痒。每年为过好这个节日，村里派人到石岐、佛山，租赁戏装行头、马匹，把参加游行表演的人，打扮起来：有古代英雄，如诸葛亮、关云长、武松；有神仙水怪，如海蚌姑娘、大海龟公公、取经成佛的唐僧。这些扮相者，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有坐在人抬的桌子上的。海蚌姑娘的壳子会开合，忽然让看，忽然又藏起来。猪八戒还会扇耳朵。你看吧，四月初七晚上，这金龙、银龙、三头大狮、两头幼狮和一只凤，都先要沿街翻腾飞舞到洪王庙‘开光’，用朱砂笔点了眼睛之后，这些动物都算有了神灵。到了初八，象角是人山人海，有受亲戚朋友请来的，有不辞几十里自己赶来的。这天，不管是谁家的人，有什么好衣服，有多少珠宝首饰，不管是金的、银的、铜的、玉的、珍珠镶嵌的，反正不管真的假的，你都可以大体看清楚家家户户的家底。人人都可以说是‘舍命陪佛爷’。我们新亨街那条银龙，有几年穷得饿软了，起不来了，盘蜷在神楼上出动不了啦！”[11] 象角乡的四月八“浴佛节”固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但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舟的场面还是县城石岐的浩大。在阮章竞的心目中，“到石岐去看赛龙舟，这是小时候年年向四哥提出的要求。我们跑一二十里，到了县城，只见岐江南北，像潮水卷上岸，净是熙熙攘攘的人墙。”“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龙舟所到，两岸观众掌声人声，像暴风雨，像雷鸣。”[12] 不过，对于阮章竞来说，县城石岐和乡下象角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乡下人都很迷信，无论是过节还是遇婚嫁、丧葬、祭祖、祀神等重大事项，他们都格外注意言行举止和礼仪规范等方面的禁忌与要求。阮章竞就注意到了这种城乡之间的异同和共生：“每过新年，母亲便给我穿戴好看的背心和帽子。帽子是华侨亲友带回国的，是碎布片拼凑做成。帽子的形状如狮子帽，用白兔毛毛滚边，有帽耳，正中间镶着一个大肚铜佛。衣服里面穿着绣花的兜肚，脖子上戴着一条银链，垂到肚脐的一头，有一把小银锁的两面刻着‘长命富贵’和‘避邪’的字样，两只脚还戴着银打的脚镯子。小时候，这样的穿着，我感到很是漂亮好看，大了才知道，除了好看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当时认为，小孩戴着银链、银锁和脚镯，妖魔鬼怪就拖不走了。”[13]可见，在中山的农村虽然保持着古老的习俗，但这里并不闭塞，海外的物质文化同样会通过县城石岐或出洋谋生的乡亲而轻易地得到，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文化取向因此难免不受县城石歧和海外的影响。 民国时期，城与乡之间的互动虽然没有今天这样密切和频繁，但是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毕竟比乡村活跃，也新潮许多，其对乡村的影响还是不可避免的。阮章竞生活在乡下象角，对县城石岐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小时候，能去一趟石岐，感到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可上学前，只去过四次，而最高兴的是堂哥带我去的那一次。堂哥阮焕伦有一次从外地回来，带我去石岐，遇到他的一个朋友，就一块上茶楼饮茶吃点心，我头一次上茶楼，看见窗户都镶着五颜六色的玻璃，觉得好看极了。茶很酽很苦，我不喜欢，但点心很好吃。回来后，我跟母亲说个没完，别人都跟我说：‘乡下佬上县，回来三年讲不完。’父亲也带我去过一次石岐，办完该办的事，就带我进一家小吃店，买了两个小芝麻饼，炒了一小碟子绿豆芽。不知是怎么炒，我觉得非常好吃。”[14]不过，县城最吸引阮章竞的还是它的文化设施和文化氛围：“沙溪墟虽然也有卖章回小说的书店、唱本摊和文具店，可是东西没有石岐多。在石岐不但有两三家书店，马路旁边的骑楼下，还有好多小书摊，书任你翻看随意买。我发现了各种演义、唱本、小说、连环画等书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画谱，如《芥子园》《点石斋》《十竹斋》等。”[15]“那时，我把中山石岐城看成是很有文化的大地方。有画西洋画（画在玻璃或马粪纸上）的，有印画神像的，有时还有人开绘画展览。每次到了县城，我总要抓紧时间去书摊看书，去书店、画店看书，有画展就去看画展。有时看见太阳快落山时，才慌慌张张往回赶。”[16]“当学徒时，冯老板叫我去石岐担油漆颜料，我宁愿不喝茶水，也得去石岐唯一的中山剧院看一回电影。我买二楼最便宜的门票。最多的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如《啼笑因缘》《火烧红莲寺》《西 游记》《荒江女侠》，不管什么内容，我都看。”[17] 其实，县城石岐在民国时期，的确起到了文化聚集和文化辐射的双重作用。在县城里不仅能买到一些中外文化用品和新近的出版物，如绘画用的纸笔、颜料，和《国民日报》《仁言日报》及各种书籍，而且还能看到各种艺术展和国产影片，以及戏剧表演，如绘画展和文明戏，当时流行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时尚，在中山县这里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舞台和阵地，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快速的发展。阮章竞就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个外省画家叫刘驾西，号天台山人，他的中国画画展从石岐开到龙头环、港头等地方，我反复观看过好多次。”“当时擦笔肖像很流行，到处都有这样的画店、画者”，“擦笔画派都是进口的”，[18]可见，民国时期中山县的中外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县城石岐无疑是文化交流的枢纽。这里文化市场和文化活动都相当活跃，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和人才的聚集与融合。这里不仅经常有电影、画展，还有名人的演讲和表演。据阮章竞回忆，当时就有三个画家在石岐开过一个三人绘画展览：“一个是从上海回来的肖剑清，一个是风流照相馆的画师刘公武，还有一个叫余之毅。”[19]他们的画展不仅给中山美术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风，而且直接改变了阮章竞的审美情趣和人生路向，并决定投考石岐“天涯艺术学院”。 在天涯艺术学院进进出出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有时也把自己算进上海进步文学艺术家群体里去，说自己主张革命，“如有一个常来的失业的大学生，思想比较左倾，向我们说一些左翼文学情况”。阮章竞就认为自己就是在他的谈论下，知道陈独秀、王独清、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赤等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20]“从进入天循艺术学院暑假班到结束，我在同这些知识分子的接触过程中，听到一些从来不知道的文化运动情况，想‘五四运动’和后来的左翼文学运动。还从他们手里借阅到好多过去根本未听说过的书籍。我从这里第一次知道有个欧洲文艺复兴，读到有关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介绍，知道米勒、罗丹等欧洲的艺术大师，看到他们的作品图片，使我一下子从唐宋元明清的中国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飞跃到了欧洲的圣母圣子、天使花神。”“这里使我从《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唐诗三百首》外惊奇地看到《阿Q正传》《神女》《春蚕》等三十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使我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作品，一下看到了要求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新人物和劳动者；使我从作坊、工匠人群外不仅接触到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名流，还有不学无术、夸夸其谈的辩士和吹牛大王；从强烈要求打倒列强军阀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状态，朦朦胧胧地萌发了阶级斗争、工农解放的胚芽。”[21]在阮章竞的心目中，“天涯艺术学院虽然名不副实，但在家乡，只有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窗口，能使我窥探到中山以外的世界，中国以外的更大的世界。”[22] 的确，县城石岐虽然算不上大城市，但这里却是中山县治所在，商业繁荣、文化鼎盛，是中山乡村瞭望世界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山城乡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其存在和发展既与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有关，更与当时中山城乡之间在风土人情和自然生态上的互动互补和共生共存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农与商：城与乡的互补 民国时期的中山，已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与外界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它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孙中山思想文化和华侨文化的烙印。一方面，香山因孙中山而改姓易名，变香山县为中山县，甚至直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唯一的模范县，在国家政策和政治地位等方面，均受到特别的待遇；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香山因有大批买办和侨商的崛起，于新式工商业方面拥有特别的优势和较为强大的实力，因此民国时期中山兴办实业，发展工商，也较其他地区容易得多。[23]整个民国时期，中山经济发展虽然遭遇战火，经历动荡，但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遗憾的是因政局波动、社会动乱等因素影响，民国时期中山经济发展的具体数据和直接反映经济状况的材料大部分都被损毁或遗失，但今天我们从阮章竞等一批中山名人有关故乡回忆的文字里，仍然能获得间接的信息，想象得出当年的景象。 中山地处珠江三角洲之南，临近大海，有山有河，春天温暖，夏天炎热，秋天绮丽，冬天水不结冰，是宜耕宜渔宜居的好地方。尤其是毗邻港澳，明清以来这里就是中外商贸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不仅东西洋的货物从水路和陆路进入中山，并陆续地传入内地，而且国内的各种农副产品也有不少是经过中山输往海外的。即使是中山的乡村，农业渔业和新式工商业也较其他地区发达。[24]阮章竞就自豪地说：“我的家乡，气候好，只要离村不太远的禾田，春、夏、秋、冬都有活可干。如秋收后，就可以种大头菜、菘菜、芥菜、苤蓝、韭菜、生菜、包心菜等等。”[25]“这里禾田广阔，水道纵横像棋盘，竹林、芭蕉园、荔枝园、桑园一个换一个，芦苇滩、甘蔗林到处都是。”[26]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下，只要勤劳、 肯吃苦、人灵活、善动脑，就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阮章竞的父母就是中山农民阶层的代表，他们就属于勤劳节俭而又灵活务实的农村人。在阮章竞的记忆里，“父亲在靠近我们村的黄屋坑的禾田田头，收秋之后，叫我自己种一畦菜地，有包心菜、生菜、芥菜”。母亲拼命养猪、养鸡、养鸭，因为鸡、鸭、猪都可以换回自己生活所需的钱、粮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我利用一切课余时间，帮母亲捞浮萍喂猪，捡蟛蜞喂鸡，担粪上地。”“鸡蛋、鸭蛋卖几个钱外，有时母亲捆一两只鸡或一两只鸭，叫我去沙溪圩卖。叫我从其中拿点钱买课本、纸、笔墨、颜料、画纸。田头的菜，都长得很好，每年都赚好几块钱交学费。”[27] 象许多同龄人一样，阮章竞从小就在父母的教导和要求下，参加各种家务劳动，“上学前两三年，母亲就用糯米谷草专门为我做了把扫帚，帮她扫地，清除垃圾。我还帮她劈柴，上山锄草，扫树叶，供他烧火做饭。长大些了，就到林边小河沟和水坑捞浮萍、凤眼莲做猪食。”[28]“上学之后，为了尽可能自己挣点钱，贴些学习的费用，减少父母的负担，我经常有目的地利用课余和星期天，参加各种劳动。”[29]当时中山农村孩子经常干的农活主要有采桑、养蚕、拾田螺、捉蟛蜞、吊活虾、卖水果、砸石子和担砖等。总之，只要勤快灵活，就可以找到活干，赚到小钱，挣回生活必需品，改善日常生活。 但是民国时期的中山，政治尚不修明，工商业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即使到了模范县时期，工农业和商业仍然处于低水平缓慢发展阶段。为了谋生，中山人要么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寻求出路，要么到港澳或国内沿海城市谋求发展，要么留在家乡从事各种杂活或在传统手工业里讨生活。[30]据阮章竞的回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山，“穷无寸土的贫农家庭，孩子长大了，少数飘洋过海到澳洲、美洲、南洋当种植园工、矿工，开饭馆或开洗衣铺，有的还是‘卖猪仔’去的。个别人遇到好运气，赚些钱，生活较好。这是使人垂涎三尺，羡慕不已的幸福生活，所以都叫他们‘金山客’。不少人都想到那个乡下人总称为‘金山’的海外去碰运气；没办法的只好降低要求到省城、香港、澳门、上海等地去做买卖和打工；没有能耐的，只好在村里为地主富农耕田、放牛、舂米、当杂工；再没有办法的，只好加入游手好闲的队伍里，最后享受‘老光棍’这个谁都不想要的称号。”[31]阮章竞出生在一个三代卖鱼的人家，祖父卖鱼、大伯父卖鱼、二伯父是造船工人。他的父亲继承父业，他的大哥也随其父一起卖鱼，母亲做饭、推磨、舂米、洗衣裳，另外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但是生活还是十分艰苦。他的大哥不想打鱼贩鱼，一心想外出卖布做生意，希望闯出一条生路，但并不成功。他的四哥怎么也找不到事情做，最后只好到石岐一家造木船的小厂当打填料的学徒。“打填”是造木船的最简单技术，就是将木船木接缝打眼，用油灰拌竹丝，用凿子一下一下把缝填满，以防漏水。“那时候的青年都没有出路，求碗饭吃，很不容易，四哥只好去了。”[32]他的父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便以大部分力量租种地主、富农、祖庙和祠堂的田，租重税多，又连年水灾，企图靠种田解决一家口粮的希望，不但不能达到，反而欠租欠债更多了。[33] 不过，当时的中山人并不因为穷困而缺乏远见，也不因为地处农村而忽视教育。因为他们知道读书也可能会有更多的谋生机会。阮章竞就曾表示：“在我的家乡，提出‘要读书’，不是很稀奇的事。因为家乡人多地少，青年的出路只有向外谋生。到外地当工人、当小伙计，都要认识几个字，会打算盘算个帐。只要有一点办法的人家，都叫孩子去读两三年书。我父亲对孩子读书是很开明的。堂哥阮焕伦，父亲供他读两三年书；大哥阮林伟，也读了三年书；四哥阮章权、五哥阮章成，早我读了二年书。”[34]“一些中下等人家都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两三年书，能够认几个字，能写封信，会算个帐，为将来的谋生，准备一些文化知识。”[35]阮章竞8岁时才有机会上学，但十三岁时因家境日窘不得不弃学从工，在本地一家两合油漆店当了三年学徒，成为一名有所谓手艺的油漆工，也成为阮家能够凭自己的特长挣钱养家的手艺人。 民国时期的中山，恰恰给了象阮章竞这样的手工艺人生存的空间和能力展现的舞台。这里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侨乡，也是盗匪出没横行的地方。华侨家属大都依靠侨汇而生，在中山总是被看成是有钱人家，因此也往往成为盗匪打家劫舍的对象。为了确保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大都喜欢修建又大又高又坚固的碉楼。民国时期，中山掀起了一股盖房热和碉楼潮。[36]阮章竞就说：“社会越来越乱了。田租重、捐税多，农民活不下去了。省港大罢工回到家乡的人，由于地少人多，无事可做，好多人天天只能在街市、团益公会、土地堂、杂货铺，说长短道。隆都的大小乡村，都掀起一股修碉堡热，起码都是三五层高的砖石水泥建筑。这些碉楼，大多数修建在各个村的村口和要道旁边，层层有炮眼，楼顶有堞垛女墙，架着火铳、小铁炮，招募民团驻守。”[37]这个时候，土匪猖獗起来，而且越来越多。对此，阮章竞本人就有亲 身的感受，他说：“那时，华侨回来盖房子的比较多，兴建三五层高的碉楼，洋灰浇铸，需要碎石子，我就给他们砸碎石头子，我就到冲头给他们担挑砖瓦。这些劳力，每次都能赚来二三十个铜板，赚个一两角钱，既可以补充学校费用，又可以用来买颜料、画纸，满足我课余画画的需要。”[38] 华侨回国大兴土木，固然是出于炫耀财富和自我保护的多种动机，但是他们的消费欲望和投资活动也无疑地刺激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地方劳动就业和个人或家庭收入，加速了地方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转变。阮章竞曾颇为感触地说：“广东局势那么动荡，工商业那样萧条，民国十三年银毫没人用，外汇值钱了。可是地处珠江三角洲最南端的中山县，华侨回国盖房子，修炮楼的积极性高极了。回国的就亲自指挥，不回国的也变钱，托人指挥。”他的师父冯阿袅的两合油漆店，也生意兴隆，揽活常常揽到几十里的外村，有时还揽到石岐。[39]阮章竞也很欣慰地说：“我做工，主要是靠华侨盖新房子，油漆翻新旧房子。”[40]可以说，华侨盖新房子和各村兴修碉楼，不仅解决了中山本地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拉动了社会消费，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 有关史料记载，民国时期因华侨汇款和回国定居不断增多，建筑行业在中山也就随之应运而生。民国时期，兴建碉楼、住宅、学校、医院、祠堂、庙宇，以及架桥铺路，在当时的中山可谓蔚然成风。尤其是在中山县被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为模范县后，兴办实业和城市建设，带动了各行各业，加速了新职业新阶层的产生和形成。民国初年香山县拆旧城、建新城、拓马路等重大工程，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昌盛和城乡之间的互补发展。一方面城市的扩建和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而农村恰恰满足了城市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也为城市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工农互补、城乡互动、共同发展的格局，既加快了民国时期中山经济社会的转型，又改善了中山人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促进了中山社会的文明进步。 四、人与事：城与乡的互动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城与市是分开的，内城为政治的中心，外城为商贸交易的场所。后来城和市才合二为一，成为城市。但是直到清末民初，城市一直没有起到推动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辛亥革命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新政权运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符合新制度的一系列法规法令，使城市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也使沿海地区的农村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等方面，开始出现新旧交织的现象。[41] 香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又是华侨之乡，这里地近港澳，较早沐浴欧风美雨，因此风气早开，民智民德民力也与他处不同，并弥漫着出开放务实、灵活进取的现代气息。阮章竞出生地即香山县象角乡，隶属于县城西面的一个不小的乡村，但这里正处于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一方面，象角是个大乡，以阮、彭、陈、林四大姓为主。阮姓的人家最多，可穷人也多，没出过什么书香门第。阮章竞所见过的读书人，多数是地主、富农、商人或华侨子弟，而在象山山坡上的新亨街，甚至从来就没出过一个正经的读书人，连一个能当小学教员的都没有，几乎处于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这里又是人口成分复杂，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的地方。据阮章竞回忆：“他们当中有造船工、纤夫、木工、泥瓦工、油漆工、小贩，还有三几户乞丐和一户走江湖卖药卖武艺的人。许多人家租种祠堂、庙宇和地主的土地，被地租和交不清的税，还不清的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凡是到外国或外地发了财回来的人，都要搬离新亨街。到下底塘、陂下盖新居。在新亨街是这样，在象角也是这样，凡是发了大财，做了官的人就搬到县城居住。”[42]可见，民国初期的中山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城乡之间的互动比较频繁，离开农村、向往城市，已成为当时中山人的梦想。 民国时期中山城乡互动的现象，主要是近代以来中外贸易往来和中西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城乡互动，最终使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和本质上的改变。阮章竞后来回忆说：“从出世到读书，我的故乡像是片动荡不安的大海。我在这片大海中，很快长大到十岁的时候，一股革命的暴风，把这片大海搅得天翻地覆。”“故乡香山县，是反对满清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统治压迫，闹革命、争自由而很有名气的一个地方。在作新学校的村头一片芒果林下、狮子山上和东坡的禾里，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留下的好多门大炮。很多老人，特别是我前头说过的八十多岁的缪家老阿婆就跟我讲过，说这里红头军（太平天国军队），从沙田顺着狮江来攻打清朝的兵丁，团勇退兵时丢下的”。除了太平天国军队的影响外，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同样在中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阮章竞在回忆里特别提到这一点，在“石岐东南不到六十里的翠亨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我家乡的人对孙中山都很尊敬。尽管少数反动势力、老顽固，管他叫‘孙 大炮’，可是广大的人民都十分敬仰他，认为香山出了孙中山，非常光彩。”[43]受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许多香山人尤其是隆都人后来成了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和追随者，整个香山都处于民主革命的氛围之中。随着国共合作、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这些新消息、新名词的出现，香山县也成立了商会、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群众运动此起彼伏。阮章竞的父亲也参加了鲜鱼工会，并扛着大竹杆子和大家一起进县城里开会。小学校里也唱起了“打到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的军歌。 阮章竞清楚地记得，在挨近新亨街西边的圆土墩，有一个带点西洋式的建筑物，叫“团益工会”，在这个很大的三合土夯成的大院和宽敞的大厅里，经常搞一些社会救济的公益事业，除了有中医之外，还从申明亭乡请来了一位独身主义姑娘，用新法帮助产妇接生，看中医、接生都不收费。团益公会的两边是果园，常有一些卖艺的、耍猴的在这里开场表演赚钱。团益公会订有中山县出版的《国民日报》《仁言日报》《商报》供人们阅读。这里历来是个环境干净、林荫翳翳、乡人汇集的去处，是广州、石岐学生下乡宣传、传播信息的中心。[44]在阮章竞的记忆里，这里是一个文化交流中心，也是一个信息来源和发布中心。“在团益公会和旁边的土地公婆石座台上下，走南闯北的过路人在这里歇凉，吃芝麻糊、凉粉、红豆粥的同时，山南海北、漫无边际地无所不谈。好多消息传闻，我都是从这里的报纸上看到的，从这里的人口中听到的。”从孙文、国民党、共产党，到革命将领和地方长官，无所不谈，有的是真实的故事，但更多的是说者的猜测和听者的想象。这些闲言碎语和关于省城、港澳的各种消息，直接影响了少年阮章竞的思想倾向和人生选择。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泛滥的现象，在中山的城乡同样令人不安。在阮章竞的老家象角，土匪就很猖獗，有关土匪抢劫、斗殴、火拼、绑票的消息不绝如缕。“土匪的确越来越多。一到晚上，他们挎着或插着手枪，斜挂着能装六七节一号电池的长手电筒，出入赌铺、鸦片烟管。这些人，有时忽然几天不见，然后又忽然回到村里，真是来无踪、去无迹，神出鬼没。香山县各地大地主老财，大的跑到省城，中的跑到石岐去住。可我还是时常听到什么人被‘拉参’（绑票）到什么地方，土匪明火执仗地抢劫绑架了大财主等这类消息。香山县的大地主老财，像光屁股的被人架在猪脖子上，猪鬃扎得他们坐不住，也下不来。于是，他们向省城广州救援了，请求滇军来中山县‘清乡’，消灭土匪。”[45]当时的中山，为了消除匪患，各个乡都要新成立民团，阮章竞的家乡象角也成立了“香山县隆都象角乡民团”和“更馆”，但民团不仅没有起到保护百姓、维护治安的作用，相反却成了扰民害民之马，“更馆”也没有真正担负起保护家乡、防匪缉盗、制止打架斗殴、抓赌禁毒的作用，到是给了那些乡村恶势力把持乡里、鱼肉村民的权利和机会。 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变动，使城乡居民格外关心时事和人事。民国时期的中山，无论是县城还是乡村，人们对政治和时事都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在中山的沙溪圩，除了从四面八方汇集的货物外，还有三教九流和社会闲杂人员。在圩市上，人们不仅关心自己的买卖，还格外留意各种军政消息和人事变动情况。阮章竞在回忆里就说：“胡氏、林氏在宗祠堂外的大场影壁，那是当时军界、政界的气象报告台、宣传阵地。若想要知道当下是谁下野，谁上台，谁拥护谁，谁要打倒谁，谁当了省长、县长，谁当了国民党的时政分会会长，谁当了政治分会主席、总会主席，都可以从影壁大体查到。像李济深当了政治分会主席的布告就贴在上面。贴在这面墙上的布告、通电，像个竹箍那样，一层叠一层，变化无常，天天剥也剥不完，数也数不清。比如前几年，这墙上贴满了号召工人农民经济动员起来，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工人学生，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参加国民革命军，捐钱捐款，支援东征，支援北伐，支援省港大罢工等等的布告，宣传单，看了长志气，长精神，产生新希望，老百姓都喜欢看。”[46] 过去，县城或者城里发生的事情，较少直接波及到中山的乡村。鲁迅和毛泽东等就曾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实现农村的大变动。但是，到了民国时期，新式学校的设立和报刊杂志的创办，以及各种文明戏、演讲、论坛的诞生，都在主观和客观上为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的广泛而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再加上现代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更加速了人口的社会流动和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城市与乡村正是在这种人口流动和文化互动以及信息共享中，逐步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民国时期的中山，就是这样一个城与乡互动、农与商互补的社会。 五、结语：躁动的土地和变动的社会 民国时期的中山，受多变的政治气候影响和多元文化冲击，经济较早地开始从传统农业渔业向现代工商业转变，社会也随之从传统迈 向现代。[47]尤其是阮章竞成长的年代（1914—1934年），中山经历了从香山县到中山模范县的历史性跨越，整个社会从城市到乡村，都在强烈的阵痛中经受着大革命风雨的洗礼和所谓模范县建设的蜕变。 在阮章竞的故乡象角，我们从他的回忆里真切感受到辛亥革命给这里带来的新气象，如妇女放足和男子剪辫都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阮章竞就感叹地说：“母亲是小脚女人，多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在他的家乡香山县，革命比别的地方革得早的有两桩事；一是男子剪辫子早，二是女人放小脚早。我母亲的小脚解放了，她对我说过，她放了脚可高兴啦！虽然行走还是没有天足利索，但我从小看见母亲操持家务是日夜不停的，脚的解放，对她来说，当然感激革命党。”[48]但同时他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民众中的深刻影响。阮章竞的母亲虽然解放了小脚，却没有更新观念、转变思想，依然迷信，一样愚昧，“遇到什么事母亲都向神棍、巫婆、道士求答案、求安慰。”即使被神棍、巫婆和道士讹诈受骗，还仍然不改初衷，始终信神俗鬼，不相信科学，一味地盲从和迷信。 在阮章竞成长的年代里，中山经历了五四运动、国共合作、省港大罢工和中山模范县的建设，但在他的回忆里，似乎只有一拨又一拨的政治风潮的冲击和一茬又一茬的人事变动，并没有给乡村社会带来看得见的实惠，相反地加剧了地方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震荡。真正给城乡带来一丝阳光的还是与华侨有关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以及由新式工商业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如阮章竞所说：“在我小时候，建筑行业工人大致分成三种人：第一种，积攒一些钱，开个作坊，铺店，自己兜揽生意，雇下人干活儿，活儿多多雇，活儿少少雇，这种人叫老板；第二种，自己也揽活儿，也雇工人，自己没有活儿也去打工，……第三种，完全是靠打工的，一般都很穷，好多人四五十岁了，还没有钱娶妻成家，不少人都沾染了赌博、抽大烟和逛妓院等坏习气，他们文化层次都很低，有些人还不识字，讲话粗鲁，话语低级下流。”[49]新兴的建筑行业人分三等，在其他的行业同样如此，只是建筑行业在当时的中山或珠江三角洲华侨集中的地区，容易找到可以挣钱的工作，但这也最容易让人放弃读书学习的机会，而染上不良的习气。 最使人感到欣慰的是，民国时期交通、通讯和书籍报刊出版环境条件的改善，给了经济尚不发达、体制还不健全、文化相对落后的乡村社会带来一片生机与活力。 民国时期中山县倍受中外关注，社会发展变化也倍受外界的影响。城市与乡村之间在风俗习惯和礼法秩序方面的共生，为人们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相对宽广的空间；城与乡之间在农与商方面的互补，也为人们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城与乡之间在人与事上的互动，打破了地域和等级之间的壁垒，加速了中山城乡之间的文化创新和社会融合。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山，是一个充满矛盾而又富有活力的中山，是一个开放包容而又文化多元的社会。这里虽然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面积不大，人口密集，没有广州、上海、北京、武汉、西安等大城市那样具有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和文化科技的辐射力，但这里始终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自觉地接受外界的辐射，主动地迎合世界的潮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在历史反省、文化自觉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求实创新的精神，实现个体和群体的文化自为和自我超越。从阮章竟的《故乡岁月》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充满生命力的民俗风景画，一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史，一本厚重而生动的社会发展史。 [1]参阅刘逸生《学海苦航》、黄苗子《青灯琐记》、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方成《挤出集》、陈君葆《陈君葆日记》、李凡夫《李凡夫文集》等。 [2]郑集思序，参见阮章竞《故乡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 [3][47]参见胡波：《中山史话》，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4][5][6][7][9][10][11][12][13][14][15][16][17] [18][19][20][21][22][25][26][27][28][29][31] [32][33][34][35][37][38][39][40][42][43][44] [45][46][48][49]阮章竞：《故乡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第5页、第142—143页、第10页、第11页、第11—12页、第11—12页、第12页、第12—13页、第14页、第113页、第113页、第259—260页、第210页、第247页、第239页、第252页、第253页、第79页、第71页、第59页、第37页、第37页、第6—7页、第60页、第40页、第19页、第19—20页、第66页、第39页、第110页、第223页、第4页、第64页、第65页、第70页、第89—90页、第30页、第169页。 [8]参见王远明、胡波：《香山文化简论》，政协中山文史第60辑。 [23]参阅胡波：《商会与商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4]参阅胡波：《商会与商道》、《走出伶仃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0]参阅胡波：《香山商帮》，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 [36]胡波：《碉楼：一个侨乡社会的缩影——中山与开平碉楼比较研究》，《学术研究》2007年5期。 [41]参阅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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