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历史研究中的日记文献利用

日记的写作特点和记录功能，已为学术界关注和重视。近年来，史学界已将日记作为有效的文献资料加以利用，日记的价值被不断挖掘。随着越来越多的古代日记被整理和出版，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引入日记史料，正成为史学家研究的新方法和思路。 一、政治史研究 史学家利用日记资料进行政治研究所涉及的论题非常丰富，涵盖了政治运动、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多方面。类似的研究都是通过时人日记中对当时政治活动的细节记录来辅助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且不少日记作者即身处政治体制中，甚至担任重要职位，具有相当的政治觉悟和修养。如宋代不少官员日记就具有政治实录性质，在他们的日记中可以发现私人语境下对政治问题及事件的解读。 首先，在对政治活动的研究中，利用当时的日记资料对具体政治事件、相关人物和政治文化进行辅证。祁龙威《戊戌政变侧记——读〈忘山庐日记〉随笔》(1998年)引用一位对戊戌维新同情者的日记资料，将这场为谋求中国富强而发动的社会改革重现在读者面前，以资考鉴。孔祥吉《难得一见的百日维新史料——读唐稿本〈留庵日钞〉》(2004年)中认为《留庵日钞》中对变法重要人物及其活动的翔实记载是当时百日维新的史料的有益补充。作者唐稿是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刑部官员，戊戌年的京师百日维新，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他在日记中留下了对变法重要人物及其活动的翔实记载。沈如泉《宋人洪迈使金事迹考论》(2006年)在对洪迈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使金事件的还原中，利用了周必大《龙飞录》中的记载，与《中兴御辱录》所载主要事实大致相符，在互证中说明野史坊间流传的洪迈等人在使金事件中因惧留而妥协的说法极不可靠。马忠文《时人日记中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之死》(2006年)利用时人日记的记录，客观还原了光绪和慈禧的真实死亡原因，推翻了坊间野史流传的不实之说。平田茂树《从〈欧阳修私记〉考察宋代的政治结构》(2007年)指出了在解读宋代政治结构方面政治日记的有效性。王万盈《大变动时代的亲历者——宁波市档案馆珍藏晚清日记探赜》(2010年)针对宁波市档案馆征集到的一册清人日记进行研究，认为该日记对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有着特殊史料价值，因其中记录了1898年3月至7月间撰者供职湖南巡抚藩署所亲身经历之事，该日记是难得的实证资料。贾连港《宋代内禅政治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中引用范成大的相关日记资料，说明宋代之所以是内禅政治的典型形态，是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制度和礼法环境以及现实政治运行等诸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学者孔祥吉通过日记做了大量政治人物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以下论文：《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2005年)，主要以日本情报人员宇都宫太郎的日记来解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末张之洞称王的内心世界。《金梁其人与〈近世人物志〉——兼论其以日记勾画人物的治学特色》(2006年)总结了金梁编纂的《近世人物志》一书所用到的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叶昌炽等人日记。认为这些日记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从不同时间和角度记录了书中六百余人的所作所为，比坊间流传的笔记野史要可信得多，具有很高的利用和研究价值，对深入了解历史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出淤泥而不染”的张之洞——读稿本〈张文襄公辞世日记〉感言》(2007年)中，则利用《张文襄公辞世日记》，对张之洞两袖清风的精神进行了挖掘。在他与村田雄二郎合著的文章《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2007年)中，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的相关史实进行了厘清。 其次，有效利用日记资料对具体政治制度进行探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职官制度、法律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王雪华《清代吏胥制度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的论文文献中专列日记类，大量引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等资料来说明清代由于政治制度的束缚，加上缺少新经济因素的催化，吏胥问题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解决。王刚《清初江南战事中的弘光四镇降军》(南京大学，2011年)中利用《乙酉笔记》《历年记》《吴城日记》《侯岐曾日记》等资料，认为清朝当局对降将降军的使用完全采用实用主义原则，此法使清廷在征服中国内地广大区域时迅速增强了自身力量，但同时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贾淑荣在《金代武将群体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中引用了范成大和周必大的日记，探讨金国武将群体形成、发展与演变过程，以及在不同时期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同时还探讨了武将整体实力的盛衰与金代国运的关系。黄纯艳在《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以欧阳修〈于役志〉为中心》(2012年)中通过《于役志》及现存宋人赴任或离职旅行日记，总结了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方式、主要交通工具和沿途活动，以及这种公务旅行对塑造北宋官员风范品行的作用。陈宝良在《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2014年)中大量引用姚廷遴《历年记》资料，认为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徐忠明在《清初绅士眼中的上海地方司法活动——以姚廷遴〈历年记〉为中心的考察》(2007年)一文中，利用《历年记》对清代上海地区的司法活动进行了讨论，其研究基础是姚廷遴在《历年记》中记录的大量诉讼活动。王瑞来《赵抃〈御试官日记〉考释——兼论北宋殿试制度的演变》(1986年)利用《赵清献公充御试官日记》中对北宋嘉佑六年殿试的记录，考察了宋代殿试制度。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2005年)则通过对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 二、经济史研究 相关经济史研究中，对日记的利用主要表现在对日记内容中与经济发展背景、经济制度和各种经济现象及活动有关的记录的进一步发掘。何益忠《从中心到边缘——上海老城厢研究(1843—1914)》(复旦大学，2006年)以1843—1914年上海老城厢为研究对象，并辅以一系列清人上海日记，阐述上海老城厢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安涛《明清时期经济中心转移与江南市镇的衰落——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2007年)讨论明清时期朱泾镇随着松江经济地位的变化而经历由繁荣到衰落的过程。其中利用《乙酉笔记》和《历年记》说明明末清初的战争对松江经济的巨大破坏。在《边缘化：江南棉布业市镇的近代际遇——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2007年)中为了说明江南传统市镇的格局变化，安涛同样大量引用了《李星沅日记》对道光年间朱泾镇衰败的描写，说明其重要经济战略地位的下降。在吴滔《流动的空间：清代江南的市镇和农村关系研究——以苏州地区为中心》(复旦大学，2003年)中，论文文献专列“日记类”，共计列清人日记7本，辅助考察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清代江南社会中，市镇与农村之间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城乡经济格局。 在农业生产的研究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史建云《从棉纺织业看清前期江南小农经济的变化》(1987年)便注意到引用清初上海人姚廷遴的《历年记》中对棉花收获情形、摘棉月份及棉花价格的详细记载来考察清代早期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状况。另外殷志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稻作史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2年)和陈蕴鸾《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2年)两篇农业研究的博士论文中，都使用了《清代日记汇抄》中的多种日记资料。前者用它来辅证作为传统精耕细作农业典范的太湖地区稻作农业对后世稻作农业的巨大影响，后者则借之说明太湖地区棉业在晚清近代工业化冲击之下随之发生的变化。 孔祥吉《晚清的北京当铺——以〈那桐日记〉为线索》(2009年)通过日记资料来考察清代后期商业。文章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王裕明《晚清上海德安押当票探析》(2003年)也注意到利用《馥芬居日记》中的记载侧面考察当年上海德安当铺的相关经济史实。 三、文化史研究 日记写作的私人化特点，使其写作内容较为自由和广泛，作者常以个人眼光记录身边市井生活和社会风俗风尚。这些都成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和宗教礼俗、文化艺术等文化史研究中的有利文献资料。 马萍萍《晚清海派园林剖析》(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搜集清代《忘山庐日记》和《郭嵩焘日记》中的记录，详述了晚清时期海派园林的旧貌及其在清末兴盛的历史原因，海派园林与晚清沪上旅游业以及海派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宋立恒《论金代对僧侣阶层的压制政策》(2009年)中引用了当时南宋使臣的日记资料，证明了金代对僧侣阶层一直采取了压制性政策，对其人员数量、经济资产、法律特权、结交权贵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等。游彪、胡正伟《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2013年)通过大量引用《吴船录》中的记录，将范成大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作为有力个案来说明宋代佛教与官方的特殊关系。王耘《走向共同文明——从大定到承安的金文化史初探》(复旦大学，2008年)中同样利用范成大的《揽辔录》资料来印证金文化的历史发展。徐雁平《清代环太湖地区的书估、书船与书籍的流动》(2013年)主要依据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的记录，对环太湖地区书籍的交流方式和江南地区与京城的图书市场的流动进行了探析。 程郁《清至民国的蓄妾习俗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2005年)引用《清代日记汇抄》相关记载探讨民间蓄妾习俗。刘征宇《明清时期中国上层社会传统饮食礼俗研究》(浙江工商大学，2011年)利用《清代日记汇抄》中的日记记录作为实例说明明清时期上层社会传统饮食礼俗的典型特征和文化流变。周湘《清代尚裘之风及其南渐》(2005年)引用清代《王文韶日记》《思益堂日札》《历年记》和《半岩庐日记》说明清人尚裘社会风气的变化过程。王健《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对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亦引用了《丹午笔记》的记载。 张劲《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公苑分布》(2004年)利用楼钥《北行日录》和范成大《揽辔录》中描述的他们使金路过开封城内的路线，研究北宋末年以后开封的城市布局。冯贤亮《舟船交通：明清太湖平原的环境与人生》(2008年)是一篇典型的利用日记资料来进行地理交通研究的文章，文中涉及日记资料的丰富和完整可以推为此类研究的代表。文中大量引用宋代《吴船录》，明代《味水轩日记》《水东日记》，清代《乙酉笔记》《吴城日记》等近15种日记资料，努力还原近世江南的生活环境和人们舟船交通的诸多活动及其文化意蕴。周运中《苏皖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利用《清代日记汇抄》研究历史上苏皖地区文化地理变迁的过程及原因。吴滔《清代日记所见江南地区的水运》(2011年)运用《厔庐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了盦日记》，探析船只在明清江南地区作为联络城乡的工具和出行时临时居所的功用。 四、社会史研究 目前可见的利用日记资料所进行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涉及社会生活习俗、社会秩序、慈善救济、家族变迁等方面。史学界中研究明清时期社会秩序和阶层变动的学者也十分热衷利用日记文献。 年轻学者冯贤亮专注于研究士人阶层与地方秩序的关系时，在《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及其社会控制模式》(2001年)一文较早开始大量引用《乙酉笔记》《历年记》和《赵氏洪杨日记》等日记资料，辅证历史上江南地区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得益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三方的力量能较好地协调以应付常态和变态下的环境变动。他在《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2003年)中也引用《乙酉笔记》和《历年记》来研究明清两代的江南地区以士绅、退职官吏、地主、商人、富裕的民户等为主的地方中层对维护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其《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2006年)在研究咸丰六年江南特大旱灾时，引用王汝润《馥芬居日记》，证明自咸丰朝开始，以绅商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力量在民生救赈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冯玉荣的论文《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复旦大学，2005年)主要阐述清代松江地区士人对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和微妙影响，曾羽王《乙酉笔记》是其主要史料来源之一。吴琛瑜《清代前中期江南无功名下层士人社会生活探研——以姚廷遴、沈复、顾震涛为例》(苏州大学，2005年)中对姚廷遴的个案研究就主要是通过他的《历年记》来探视清代前中期江南无功名下层士人群体的整体社会生活面貌。何娅《明末江南地方社会及其秩序变动——以祁彪佳的记载为考察中心》(西南大学,2013年)通过《祁忠敏公日记》《乙酉笔记》《历年记》《侯岐曾日记》和《吴城日记》来搜寻明末江南地方社会动态历史和秩序状况的资料，证明晚明直至明清易代，社会秩序处于大变动中，尤以江南地方为甚。 在家族史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也着意从古代日记中寻找参考资料。肖卫华《论明清交替时期上海“望族”的兴衰——以〈历年记〉为例》(2004年)通过姚廷遴的《历年记》着重考察了明清交替时期上海姚氏望族的兴衰历程。王莹莹《从沙船起家到科举入仕——上海早期沙船主葛氏家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着重讲述上海沙船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论述中着重用到了《清代日记汇抄》《复堂日记》《湘绮楼日记》等资料。陈宝良《明清易代与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2011年)中，通过《乙酉笔记》《吴城日记》和《历年记》中对各府县因奏销案而牵连的绅矜的零星记载，来侧面印证了明末清初的奏销案使江南士大夫势力从此一蹶不振，世家大族趋于衰落。 日记资料不仅可以用来研究整个社会秩序和阶层的变化，同时也因为日记中多有个人生活写照，也往往成为研究社会生活风尚的有力证据。吴仁安《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从清代方志笔记中所反映的江南社会风貌一斑》(1988年)以《历年记》作为主要史料来印证江南在明代中后期的“俗尚奢靡”。孙燕京《略论晚清背景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2003年)在探寻晚清北京社会生活风尚时，主要参考了《忘山庐日记》《绛芸馆日记》《北行日记》和《郭嵩焘日记》等资料。张亚婷《清代上海岁时节日活动时空间研究(1750—1900)》(复旦大学，2009年)中在对清代上海武庙的建筑地址和形制，以及祭祀仪式和巡游路线进行考证时，充分利用了《冯申之先生日记》和《绛芸馆日记》的相关记载。包树芳《晚清上海休闲空间的变革——基于茶馆的考察》(2013年)基于《绛芸馆日记》《月馆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等资料考察了上海茶楼在晚清的变革历程。 五、自然科学史研究 中国古代日记多是文人所写，自然科学的相关资料并不多见。不过日记是逐日而记，往往有日期和天气的记录，所以对日记的利用多出现在与气候有关的科技史研究中。李玉偿的《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复旦大学，2003年)利用《清代日记汇抄》《张文虎日记》《鳅闻日记》等资料，对晚清到近现代江南的传染病史进行了研究。郑景云等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2005年)中，引姚廷遴《历年记》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将清康熙年时南京一代的寒冷情况，具体的大雪积阴日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对比研究。孙宝兵《明清时期江苏沿海地区的风暴潮灾与社会反应》(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同样将《历年记》中记载的数次潮灾作为重要气候资料。刘炳涛论文《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专列日记类资料18种，从明代的《萧斋日记》《徐霞客游记》到清代《乙酉笔记》《历年记》等都做了细细考察，对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变化进行了研究。唐晶等合撰的《1800—1813年上海地区梅雨特征和汛期降水量的复原》(2014年)一文，以《查山学人日记》中的雨日记录为指标复原了日记史料相对缺乏的19世纪早期 (1800—1813) 上海地区的梅雨特征，然后根据龙华站梅雨期、汛期各级雨日数与降水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复原了同时段的梅雨量和汛期降水量，反映出日记资料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强调私人日记是重建高分辨率历史天气气候序列的珍贵史料来源。 总体上，在科技史的研究中，受作者职业和日记常规记录内容的苑囿，对日记资料的利用明显比前几个领域更为受限。 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利用古代日记加以辅证，或者从古人日记中发现历史问题，进而加以研究，这是当前历史研究领域日记文献渗入的两种基本方式。随着日记写作的发展，许多私人日记将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们不仅能够提供许多正史难以见到的资料，而且往往能够给研究者带来不一样的独特视角，从而凸显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历史研究中所选用的日记资料，其作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或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他们出于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爱好，对某些领域的问题较为关注。在这样的日记资料中才可能获取更多的相关历史资料。 纵观近三十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研究者在利用日记资料进行历史问题考察中的两个侧重点，即在时间上偏重对明清时期的考察，在空间上倾向对南方地区的关注。造成这种情况跟日记本身的文学发展有重要联系。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日记的创作成熟于宋代，兴盛于明清。宋人日记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多数作品来自朝臣笔端，其记录多跟政治联系紧密，造成宋人日记资料利用的相对狭隘。明清时期日记作品数量众多，内容多样，日记资料的利用有了更大的空间。同时，明清时期南方整体在经济和文化上比北方发展得快，尤其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秩序状况非常具有代表性，并形成浓厚的区域色彩。正因为如此，南方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变动中受到的冲击也更大，历史学家在这些区域中能更快更敏锐地发现历史波动的蛛丝马迹。而且明清时期江南文化鼎盛，日记作品丰沛，同时身在南方的日记作者对时局的变化和晚清的历史巨变感受也更为深刻，这在湘籍和江浙籍作者的日记中尤为突出。所以在明清时期的南方地区的历史问题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能从日记这种私人文献中信手拈出自己所需资料，由此形成了在历史研究中对日记文献利用的两个突出点。日记因其内容的实录特色和逐日记录形态对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科技等历史课题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当前不少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突破点，虽然日记作为文献资料其客观真实性和可利用率受到了一定质疑，但是学术研究不能因噎废食，在有限的条件中寻找有力的证据正是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日记资料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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