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语境下美国语言问题研究

人类文化在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冲突中不断向前发展，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丰富了人类文明。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文化多元在现代社会中获得认同。上个世纪后半期，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文化多元的思想和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多元文化在美国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不仅仅是因为民族多样性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更是因为文化的多样性符合美国传统的民主思想。文森特·帕里诺指出：“如同同化是一种稳定和强大的力量一样，美国自殖民地时期开始，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永恒的现实。”[1]185-188美国的文化自殖民时期就带有了多元性质，不同地域的移民带着相异的语言、风俗以及信仰创造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语言生活纷繁复杂，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 一、殖民时期的语言生活：对内一致与对外排他 17世纪初，怀揣梦想的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海岸登陆，由此拉开了在美洲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序幕。这些来自英国不同地区的清教徒曾经试图坚持各自熟悉的生活方式，但北美大陆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流动、变迁、融合后，在各殖民者中逐渐形成了语言文化方面的自觉，在语言上呈现出渐趋一致的特点。在评价这种语言一致性的意义时，布尔斯廷指出，如果这种语言上的一致性没有在殖民时期，即在19世纪混杂的移民大量进入北美大陆之前，就深深地扎下了根，今天的美国就不可能以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却讲着单一语言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2]309。简而言之，这种语言一致性的形成是无限制的人口地区性的流动与融合、完整的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报刊杂志、广播以及广告的大量发行等因素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所带来的结果。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很好地适应了当时殖民地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现实，恰当地诠释了当时殖民者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和沟通方式，对未来的国家独立和国家语言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北美的殖民者开始并不是这块广袤大地的主人，他们必须面对被其称为“印第安人”的操着不同语言、具有自己文化的土著美洲人。殖民之初，殖民者尚能与印第安人和平相处，因为一方面他们需要土著人的帮助，另一方面，殖民者明白，由于他们的人数太少，对立冲突的结果只能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不过，当殖民者在找到立足点，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再需要土著人的帮助后，就很自然地考虑物质需要之外的东西。由此，植根于欧洲语言文化观念中的“自褒性”和“排他性”的文化特质开始发挥作用。殖民者视数以百种计的印第安语而不见，把美洲大陆看作语言处女地，开始褒扬英语而贬排他语。16世纪英国诗人萨缪尔·丹尼尔把新大陆当作“一块广袤丰饶的英语种植园”，把那里的民族说成是“愚昧无知”，那里的世界“荒蛮无序”，印第安人“根本没有语言”[3]194-202。事实上，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土著人有着自己丰富发达的语言。由于这个时期与殖民者直接发生接触或冲突的是土著印第安人，因此，处理与土著人的语言问题就成了殖民者的首要任务。遗憾的是，在殖民者的宗教信仰、语言观念以及实际利益的驱使下，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种族灭绝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印第安语言的消失。早期殖民者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者，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完整、明确的语言政策，但是在整个殖民时期，北美殖民者在语言使用上一直恪守着一个不成文的准则，即对内一致与对外排他。这一语言准则对以后美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建国后美国英语形成：民族文化独立的标志 最初的殖民者来到新大陆的时候，其理想就是要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大陆的新国度，希望能够按照上帝旨意在此建立山巅之城，成为世人的榜样。在长期的接触、融合中，英语成为来自各地移民的共同语言，逐渐产生了共同的语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利坚民族。从18世纪开始，大量非英裔移民涌入新大陆，美国民族主义开始高涨，熔炉理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美国民族主义者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民族语言，从而在追求语言的一致性与标准化方面上升到更高的境界。独立战争的结果是在美洲大陆上诞生了一个各方面都欣欣向荣的新的民族国家。然而这个国家的“国父”们——美国早期领导人和民族主义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与英国在政治上脱离了关系而获得了独立，但在语言文化等众多方面仍未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必须在思想、文化等领域展开另一场独立革命。革命者们提倡独立与创新精神，充分重视语言在美利坚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语言的相关性、实用性和普遍吸引力，把语言看作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让语言服务于大众，而不是刻意服务于贵族和特权阶层。在这方面最具开拓进取精神的当属本杰明·富兰克林与托马斯·杰斐逊。早在独立战争前，富兰克林就对英国英语存在的一些弊端与不足提出对之改造的设想，开始为北美特有的语言进行设计，并带头推广使用。杰斐逊对英国在语言方面对美国的恶意中伤进行反击，强力维护美国的语言文化，积极提倡、支持并投入到民族语言的宣传和研究中。 在革命先驱的鼓励与支持下，坚定的民族语言捍卫者诺亚·韦伯斯特毕生致力于美利坚民族语言的建立。在语言规范上，他反对盲目服从英国人的权威。他认为，美国人可以塑造新的文化风俗、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也可以对英语语言进行改造。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这个年轻国家的语言进一步趋向统一化和规范化，同时还可以加强美国爱国主义精神。1789年，韦伯斯特出版了《英语论文集》，大胆提出建立民族语言的设想，并从理论和美国现实生活需要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形成与进步、社会的发展与边疆的开拓，无不给脱离母体的美国英语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人民应该维护和进一步发展美国的民族语言，使之更加完美，超过英国所谓的“最佳”语言。韦伯斯特认为语言立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在语言问题上，真正的权威是美国人民。他宣布自己的语言原则是“一个民族的普遍实践就是语言的规范，在有关语言立法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至少应该考虑这种实践”[4]284。他极力主张拼写应与发音相符合的原则，全力支持富兰克林提出的“新字母及其拼写法改革方案”。他认为，有了这种正字法，美国将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创作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文学作品，美国人就可以获得与他们的政治独立相称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独立性。1828年，《美国英语词典》问世。该词典大胆采用美式拼写法，标注美式发音，引用地道的美国人民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使用的语言为例来探讨美国词汇和用法。该词典的出版体现了美利坚民族的独立精神，标志着规范化的美国英语的形成，为美国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20世纪的语言状况：强势的美国英语同化弱势的移民语言 在经历了建国后的二次革命、美西战争，尤其是20世纪初的“一战”之后，美国由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实力居世界首位，政治影响力遍布全球，文化渗透力触及各个角落。美国这种综合国力提升的动力之一是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潮。移民改变了美国的命运，不但对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使得美国在短短一百多年里迅速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可以说移民潮铸就了美国的强大。然而，移民的与日俱增与美国的社会问题是并行不悖的，新移民的涌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首当其冲的语言问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动了一场旨在同化外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在对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因素进行排斥与歧视的同时，美国社会一直自觉地对来到新大陆的每一个人进行多少带有强制色彩的同化，使其放弃原有的语言、宗教、传统而成为所谓的“美国人”。1906年的《国民法》(The Nationality Act)规定：移民只有在具备英语语言能力后才能加入美国籍。这样，移民们不得不迅速抛弃原来的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进行自我调整，尽快变成美国人。在多文化主义尚未在美国兴起之前，美国社会上上下下一直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移民美国化。这种美国化自然也包括对语言的同化，其语言文化中的“自褒性”与“排他性”的特质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益发明显与突出，并且形成了一个能熔化所有非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在这个强大的熔炉里，移民语言无法逃脱被消解、同化的命运：强大的德语、西班牙语是这样，被迫来到美国的非洲黑人同样失去了他们的母语，而自愿来到美国的欧亚移民的后裔也都放弃了各自的母语，完全“熔化”进了美国英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中。 美国以自我褒扬为特征的语言政策最终确立了美国英语的民族通用语地位，其后的语言政策和语言问题虽然有时会随着社会各种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个特定时期表现和针对性有所不同，比如或强调对移民语言的同化，或强调对土著语言的教化，或鼓励双语教育，但美国对英语的态度和政策却始终是保持一致的，即单语主义一脉相传[5]。从殖民地时期殖民者对土著居民通过用英语对《圣经》的宣传教育，到上个世纪早期就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英语官方化以及“英语唯一”运动，再到20世纪60年代曾经辉煌一时的双语教育运动，都体现了美国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崇尚实用主义、推崇语言一致性的社会理念。可以说，从立国后到20世纪末，美国社会的整个氛围就是强调美国英语的霸权性和优越性，并想方设法促进英语在国内甚至国外的传播和使用，极力消解其他语言文化对美国语言文化的影响。伴随着综合实力的膨胀，美国英语不但在国内人民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更是随着美国文化的输出在世界上确立了霸主地位。这种“语言霸权”充分体现在美国利用英语占据国内及国际文化资源与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语言与文化渗透，试图建立起利于其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霸权的全球文化。 四、当代美国语言问题：单语与多语的博弈 在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美国人民仿佛在一夜之间发现，在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竟然涌动着难以克制的社会躁动。这种躁动在美国民众身份认同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看来，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他认为：“美国认同的地位、实质和容忍程度都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人人共享共同的文化、历史和信念的民族大家庭，而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体，其中所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所界定，而是取决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6]12事实上，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美国民族认同的微观解构进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着，亚民族认同、超民族认同等动摇了美国国民身份和核心价值，以英语为主要交流工具、以白人为主体、以英国移民为正统、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和动摇。在此背景下，语言问题已然成为阻碍美国发展甚至动摇美国国家基础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了适应社会多元文化的发展潮流和趋势，美国既要构建多语社会，又要尽可能阻止其他移民语言尤其是西班牙语对美国英语带来的冲击，因为除了文化多元带来的现实压力之外，西裔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白人后裔人口增长的缓慢也是重要原因。美国2010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在过去10年间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白人人口增长缓慢，且老龄化不断加剧，而来自拉美的移民数量大增，预计到2042年，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民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弗雷认为，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势必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影响美国的未来[7]。 2006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字·4046修正案》( 4046)。这是一项对还在讨论之中的关于移民改革的S.2611法案的“补充意见”，却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因为它触及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确立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而且是有史以来美国参议院第一次就官方语言问题进行法律方面的探索[8]147-154。美国英语是否官方化的问题反映着美国的社会现实，即美国传统价值观与具备后现代思潮的多元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在语言上便是美国英语这一“单一”语言与美国各种族“多语”语言的冲突与博弈。在美国历史上，人们曾经坚信美国英语是移民的自然选择，因为它能让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相互理解和融合，从而能够“和平相处”。现在人们却强烈地意识到，美国英语的强势一方面压制了移民传统语言文化的维系和传承，不利于语言与文化多元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移民的对立与对抗情绪，成为民族认同弱化和瓦解的重要催化剂。有学者专门指出，在美国，可能导致语言冲突、种族仇恨，最后导致政治冲突和民族分裂的并非语言多样化，而恰恰是“语言一致性”的政策导向[9]43-47。到目前为止，美国双语教育的式微乃至失败以及英语官方化运动的日盛与强势，充分说明当代美国的语言生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中[10]110-113。另外，随着多文化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深入人心，美国民众对自身文化与价值特性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传统美国人意识到美国正面临一场深刻的身份认同危机，语言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五、美国语言问题：评析与启示 梳理以上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语言问题会有所表现，但长远看，美国英语的地位不会受到撼动，仍然是连接美国各族裔之间的有效纽带。作为美国民族共同语的美国英语，在美国的政治与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少数种族的语言可以否定它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英语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是其他任何语言所无法撼动的，也是无力改变的，只要美国英语的强势地位一直坚挺，就会有天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美国英语是一种非常开放的语言体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无数其他语言的优质成分，一直是连接美国各种族的纽带和粘合剂，对美国的种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认为，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利坚合众国经历了“盎格鲁美国”、“欧洲人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美国”三个阶段。现在，美国的自由民族主义者正在为实现第四个阶段而奋斗。这第四个阶段的美国为“超越的美国”，意指美利坚民族的认同不仅仅看一个人是不是美国公民，更要看他是不是“超越美国多数人”中的一员，即由美国英语团结在一起的超越种族的美国人[11]48-56。这样的一个包括了白人、黑人、亚裔人、印第安人和拉美裔人的美利坚民族将在以美国英语为共同语、以各种族自己的语言为辅助语言的前提下在多元共存中实现各自新的美国梦。 系统研究美国语言问题对我国建立和谐语言生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像美国一样，我国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但也存在着多种语言矛盾，如果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语言冲突，语言财富就会变成“社会问题”[12]10-11。纵观美国语言生活，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培养语言忧患意识，重视语言问题研究。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是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工具，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国家、民族和身份认同以及在国家安全、创新能力、国家信息化发展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充分认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重视并加强语言问题研究，是解决一切语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要强化语言具有团结、统一民族国家的社会功能。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许多社会的、文化的、种族的冲突总会伴随着语言的冲突，语言冲突与矛盾实际上就是民族矛盾与冲突[13]112。语言的团结统一是民族和国家的血脉，美国英语是美国团结统一的“粘合剂”，而汉语同样是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的纽带和桥梁，无论怎样强调汉语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再次，要妥善处理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的辩证关系。一般而言，有语言差异就会有语言矛盾，而语言矛盾往往会引起语言竞争，语言竞争又是语言发展的潜在动力，语言竞争的最终目标则是达到语言和谐，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语言和谐追求的是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和繁荣，各种语言和方言不论大小，都能拥有各自的生存发展空间，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共同演奏中华语言使用的交响曲[14]24-26。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语言平等原则。在一个多语社会，没有语言平等，就不会有语言和谐，就会出现语言矛盾，并进而造成民族矛盾和社会不安定，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多语国家曾经出现过的语言冲突就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教训。我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语言生活的和谐，只有坚持上述原则，妥善处理好汉语语言与各方言以及域外语言的关系，才能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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