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文化认同”规划研

近年来，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表现是学界对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鼎沸讨论，学者们声讨英语教育影响了学习者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发展，并呼吁相关政策改革（从丛2000；宋伊雯，肖龙福2009；赵海燕2016；朱敏，等2016；等等）。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试图通过降低英语在升学考试中的比重来淡化英语教育，进而引导学习者加强母语学习，增强母语文化认同，如北京市出台的《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此种通过降低英语分值来加强母语学习的做法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批评者大有人在。例如：程晓堂（2014）指出，关于英语学习的“有用”与“无用”之争中存在着一些片面认识，实施英语教育对培养学生外语能力、促进学生心智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有积极的意义；尹洪波（2014）也指出，母语水平下降并非英语之祸，掌握外语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当前，这些争议已成为外语规划和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赵蓉晖2014）。

然而，这些争论的背后有一个根本性问题被模糊化：英语教育政策是否应为学习者母语文化认同下降负责，即英语教育政策与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此，学界尚无定论。正如李宇明指出的那样，“有些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教授某种语言来达到认同的目标，但这只是一种信念，真正情况如何，还需要认真研究。”（连谊慧2016）任何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观点之上，因此，亟须探明中国语境下英语教育政策与学习者文化认同之间的关联模式。本文探讨的是这一课题的子课题，即从文化认同视角对英语教育政策展开文本分析。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是否存有文化认同规划意识？

（2）若是，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又表现出怎样的认同诉求？

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探究英语教育政策对学习者文化认同产生影响的研究提供政策语料支撑，并对未来的政策改革提供科学理据。

一、中国英语教育政策和学习者文化认同

严格来讲，英语教育政策主要指国家颁发的与英语教育相关的法令、法规，然而，这并不是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主体。程晓堂（2012）指出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文件主要以3种形式出现：（1）以“通知”或“意见”形式发布的指导性文件；（2）用于指导课程开设的“教学计划”或“课程方案”；（3）用于指导外语教学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或教学要求。虽然《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纲要（2012～2020）》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指导思想，但当前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仍多以提升国民外语水平（文秋芳，等2011；文秋芳2017；仲伟合，等2016），对接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战略（蔡永良2017；仲伟合，张清达2017）为目标。相比之下，以建构和谐语言生活为目标，从文化认同视角展开的研究所见不多。

文化认同指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将一个群体的人们维系在一起（Hall 1990：222～237），语言是其外在表征和表现手段（Joseph 2004；陈新仁2008），文化是其构成要素，文化包含该群体共享的信念和原则，使这一群体区分于其他群体（Festenstein 2005）。当前中国学界探讨较多的，与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相关的主要有4种认同典型（高一虹2014a，b）。各认同典型模式及其文化特征具体如表1。可见，“忠实的模仿者”在使用英语时，几乎完全认同于目的语文化；“正规的发言者”和“嬉戏的编创者”仍保留母语文化认同，其语言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双语双文化的特点；“对话的交流者”不仅保持稳固的母语文化认同，更能够批判性地对待不同的文化，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被认为是新时期中国英语学习者认同的理想模型（高一虹2014b）。

表1 英语学习者认同典型模式及其文化特征特征忠实的模仿者 说一口地道的英美英语，并融入本族语者的目的语文化，接受其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正规的发言者 学习英语不是对本族语变体及其文化行为方式、价值观的拷贝，而是有效的交流和自我认同的表达嬉戏的编创者 语言文化元素被非常规或反常规碎片化地杂糅和表层并置，形成特别的自我表达对话的交流者 尊重每一个文化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一方面，学习者的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深化；另一方面，他们具有很强的能力实现所选的二语目标，并认同于所选择的想象共同体认同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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