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历史研究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古代称孩童进入书塾学习读书写字为“开蒙”，一般年龄在三至四岁，作用在于使人摆脱愚昧，接受文化教育。胡适先生指出：“向来小孩子开蒙念书，照规矩是《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古代启蒙教育之初还会举办拜师礼，即“开蒙礼”①，目的在于营造尊师重教、崇礼崇德、行正行善的文化氛围。《养正遗规》中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而养正莫先于礼。盖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于圣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②意思是说，给孩童启蒙，是行圣人一般的功德，意义极其重大深远。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有着悠久绵长的历史，在传统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经历朝历代的继承发展，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蒙学教育的研究日趋深入，在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大量著作和论文。调查发现，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蒙学教材、教学方法、教育理念、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等方面，系统梳理蒙学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数量较少。如陈艳华（1999）具体分析了蒙学教材繁荣发展的三个阶段——秦汉、唐宋、明清时期，并且总结出了蒙学教材的发展特点。此外，前人的研究还较多分朝代研究蒙学教育的阶段发展，如孙名瑶（2019）在分析宋朝蒙学教育的同时，探究其对当代启蒙教育的启示。赵宏欣（2017）以三部蒙学经典读物为例，探讨传统蒙学的教育理念。孙太宇等（2012）梳理了蒙学教材的发展历史，从中总结启蒙教育的特点。以上学术成果都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文将系统梳理蒙学教育在古代各朝代的发展变化，探讨相关原因，总结发展特点，深入研究蒙学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演变。

1.商末周初时期——最初的蒙学

关于蒙学最早的论述来自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易经·蒙卦》指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蒙卦这一卦名有其来由。蒙卦是《易经》总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卦，蒙为蒙昧、无知。序卦中提到：“蒙也，物之稚也。”即蒙代表初生的幼稚阶段。唐朝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有云：“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物皆蒙昧也。”蒙卦以卦象论，属山水蒙，山为止，水为险，正是险在眼前而不自知，因此此时最需要教育和引导。唐代诗人杜甫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对此做出解释：儿童刚初生时仿佛山里的泉水，清澈、纯正，如果不加以教育，放任其自流，就会变得污浊。彖辞指出：“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就是说，人在蒙昧时期，如果能打破迷蒙，就能渐入佳境，步步高升。此时要引导孩童诚心求学，独立思考，掌握规则，使孩童受到启发促进其发展。

古代特别重视儿童教育，把刚开始的教育称为启蒙，也称“开蒙”，指孩童开始学习受教，开启蒙昧，明白事理。童蒙养正、发蒙之说皆源于此。

2.西周时期——最早的蒙学教材出现

夏商两代，蒙学读本无史料可考。班固《汉书》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③可知我国古代出现最早的识字教材是西周的《史籀篇》，是当时用于孩童教育的教材，现已亡佚。《史籀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识字教材范本。《史籀篇》大体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四字为句，二句为韵。秦统一后，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命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命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篇》大篆，略加修改，形成小篆字书，用于识字、写字，是对《史籀篇》的发展。

3.春秋时期——私学促进蒙学的产生

西周时期，礼崩乐坏，国家日趋衰落，士阶层崛起。由西周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文化现象朝着私人讲学的“学在四夷”转变，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在蒙学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开创的私学在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极大地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成为独立的活动，民间社会对孩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机构开始出现，数量逐渐增多。

孔子提出的“六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当时的教育体系。春秋时期，私学教育处于“漆书”“竹简”时期，治学条件匮乏艰苦，教学书籍奇缺，当时人们采用朗诵、记忆的方法把教材文字内容全都记在脑子里。这种特殊的方式不仅使中国古代典籍完好地代代流传下来，还运用到后来的儿童启蒙教育中。

4.秦汉时期——蒙学稳步发展